郑钦安

郑钦安(1824--1911)，清代医家。名寿全。原籍安徽，其祖游宦四川，遂寓居邛崃。幼习经史，后从刘芷塘学医。道光中叶行医于成都。学本《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之奥旨，谓“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精研《伤寒论》，谓六经辨证可愈外感，亦可治内伤。著《伤寒恒论》十卷（1869年），释方辨脉，颇切实际。又撰《医法圆通》四卷（1874年）、《医理真传》四卷（1869年），论乾坤坎离、五行、四诊、辨阳虚阴虚、杂病内外虚实及经方时方之要。弟子甚众，门人卢铸之，颇得其传。

综述

郑寿全, 字钦安, 四川临邛(今邛崃市) 人, 清末名医, 生于公元1824年, 卒于公元1911 年。早年师从刘芷塘习医, 临证医术精湛, 因善用桂、附等热药, 被尊为“火神”, 著有《医理真传》四卷、《伤寒恒论》十卷、《医法圆通》四卷等三种医书刊行于市。郑钦安在学术思想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创见, 对我们的临床很有指导意义, 故本文就其学术思想的特点进行探讨, 以期达到为临床所借鉴的目的。

以阴阳为辨证总纲而强调阳主阴

从郑氏精研《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书, 并在此基础上潜心钻研, 悟出“天地一阴阳耳, 分之为亿万阴阳, 合之为一阴阳; 于是以病参就, 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的道理(《医法圆通》) , 他认为“万病一阴阳耳”、“发病损伤各有不同, 总以阴阳二字为主, 阴盛则阳必衰, 阳盛则阴必弱, 不易之理也”(《医理真传》) ,这句话强调了阴阳辨证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他认为“按定阴阳虚实, 外感内伤治之, 发无不中”, 还再三强调“务要将内外两形, 阴阳实据, 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性命也” (《医法圆通》) 。总之, 在郑氏医学思想中无论辨病识症, 还是解方论药, 都以阴阳为准则。与此相应, 在《医理真传》中, 他清楚的论述了阳虚证和阴虚证的辨证方法, 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辨别阴阳的标准: “阳虚证, 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 无神, 目暝, 倦卧, 声低, 息短, 少气, 懒言, 身重, 畏寒, 口吐清水, 饮食无味, 舌清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 满口津液, 不思水饮, 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 自汗肢冷, 爪甲青, 腹痛囊缩, 种种病形, 皆是阳虚的真面。”“阴虚证, 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 精神不倦, 张目不眠, 声高响亮, 口臭气粗,身轻恶热, 二便不利, 口渴饮冷, 舌苔干黄或黑黄, 全无津液, 芒刺满口, 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渴无痰, 饮水不休, 六脉长大有力, 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当然, 这里的阳虚证里既包含了实寒证, 也包含了虚寒证; 同样, 这里的阴虚证里既包含了实热证, 也包含了虚热证。郑氏虽然认为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从而将阴阳辨证作为总纲, 但就阴阳关系而言, 则更强调阳主而阴从。他认为: “阳者, 阴之主也,阳气流通, 阴气无滞⋯⋯阳气不足, 百病丛生”,“人身所恃以立命者, 其惟阳气乎? 阳气无伤, 百病自然不作, 阳气若伤, 群阴即起”, “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由此可以看出郑氏把阳气视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 所以在《医法圆通》中郑氏谈到:“真气存一日, 人即活一日, 真气立刻亡, 人亦立亡。”

在《医理真传》中又说: “人身一团血肉之躯, 阴也, 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这些认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 若天与日, 失其所, 则折寿而不彰, 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在阳气中, 郑氏又把肾中真阳看作人身阳气的根本。他将《周易》八卦运用于医学理论中, 用坎离二卦代表心肾, 并指出: “天一生水, 在人身为肾, 一点真阳, 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 乃人立命之根, 真种子也, 诸书称为真阳” (《医理真传》) ,“凡人之身, 皆赖一团真火”, 认为“君火旺, 心火始能旺, 真火衰, 心火亦衰”。以上这些都说明了肾中真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 而水火相交, 阴阳升降的关键在于: 人身坎中真阳之气能起真水上交于心, 使人体阴阳气血升降的往来不息, 达到人体生命的康健。

治疗以扶阳为主

由于郑氏极其重视人体阳气, 并将很多疾病都视作阳虚来治疗, 治病立法重在扶阳, 所用之药多为大剂姜、桂、附等辛温之品, 以温扶坎中之阳。郑氏认为阳虚证的发病机理是: 阴气上僭, 阳不制阴, 应扶阳以宣布阳气, 阳光一照则阴气自灭。郑氏对阳虚证的治疗有其独特的认识与经验。他认为: “桂、附、干姜, 纯是一团烈火, 火旺则阴自消, 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 力能补坎离中之阳, 其性刚烈极, 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 阴气消尽, 太空为之廓廊, 自然上下奠安, 无偏盛也,岂真引火归源哉。”他擅长使用四逆汤、白通汤、甘草干姜汤、潜阳丹、吴茱萸汤等方来治疗多种阳气衰微病证。对阳虚证的辨证, 他阐述精辟, 认为只要舌不红、苔不干黄无津、不饮冷水, 二便不黄赤秘结, 即使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 一概不究, 均作阳虚看待而以温阳为主治之。在临床上, 许多阳虚真阳上浮之证往往易被误为阴虚火旺, 如对阳虚证而面青如朱者或身大热者这种真阳上越的阴火, 若以阴虚火旺而施治, 投之滋阴降火之品则会更加重其病情。若以上述标准进行辨证, 则可看清其属于真阳欲竭、阴火上干的阳虚证, 从而施以大剂回阳之品治之, 方能取效。对于服用热药之后出现的目血、喉痛、腹泻、浮肿等现象, 郑氏认为“初服辛温, 有胸中烦躁者, 有昏死一二时者, 有鼻出血者, 有满口起泡者, 有咽干喉痛目赤者, 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上窍而出也, 以不思冷水吃为准”。而腹泻、汗出发斑等亦是阴邪从下窍、皮毛化出的表现, 而并非热药用之过极而变成的火热证。然而, 郑氏虽以善用热药而著称, 但决非一味追求温热。在《医法圆通》中, 郑氏指出: “用药一道关系生死, 原不可以执方, 亦不可执药, 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 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 病人不当服, 人参、黄芪、鹿茸、枸杞, 都是砒霜。⋯⋯总要探求阴阳盈缩机关, 与夫用药从阴从阳, 变化法窍, 而能明白了然, 经方时方, 俱无拘执。”由此可看出, 郑氏治病用药的依据是建立在准确的辨证之上的。而他之所以常用温热之品, 是因为许多疾病的阳虚证型易被忽略, 所以对其进行充分阐述, 并对应地治之以扶阳抑阴之法。例如, 对午后潮热之证及自汗盗汗之证, 郑氏提出有阳虚证型, 对属于此型者, 则应大胆使用温热之品, 相对于前人从阴虚立论的角度来看, 郑氏无疑更强调辨证论治。他在《医理真传》中还细微地阐述了阴盛格阳、阳盛格阴的辨别: “ ⋯⋯但见舌青, 满口津液, 脉息无神, 其人安静, 唇口淡白, 口不渴, 即渴而喜热饮, 二便自利者, 即外现大热, 身疼大痛, 目肿, 口疮, 一切诸证, 一概不究, 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 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 口渴饮冷, 脉息有神, 其人烦躁, 即身冷如冰, 一概不究, 专在这先天立极元阴上求之, 百发百中。”再如论述“胃痛不食”证云: “按不食一证, 有因外邪伏而不宣,逆于胃者; 有因饮食生冷停滞胃口者; 有七情过度损伤胃气者; 有因阳虚者, 有阴虚者⋯⋯”据其病因分别施以祛邪、消导、解郁、扶阳、泻火、滋阴等法, 而“不可因其不食, 即以消食行气破滞之品杂乱投之”。由此观之, 郑氏确实是一位善于辨证论治的中医大师。

法尊伤寒六经

郑氏在《医理真传》中提到“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所览医书七十余种,每多各逞己见,亦未尝不讲仲景之法。”他通过精研《伤寒论》并验之于临床,深刻体会到“万病不离伤寒”,“论伤寒,而暑湿燥火风俱括于内,论六日传经而一年之节令已寓于中⋯⋯学者欲入精微,即在伤寒六经提纲病情方法上探求,不必他书上追索。须知伤寒论阳明,而燥热之外感已寓其方,论太阴,而湿症之外感可推其药。他如言少阳、少阴、厥阴,而风火之外感,亦莫不具其法也。世之论外感者,务宜于仲景伤寒书上求之可也”《医理真传》。此外,郑氏还认为《伤寒论》不特为外感立法,更重在为内伤杂证立法。他提出“外邪入内,剥削元气,乃是六经。七情由内而戕,剥削元气,毋乃非六经乎? 不过外邪之感,有传经之分;七情内伤,无经腑之变”而已。而在具体应用上,他用桂枝汤治疗胸腹疼痛,通身寒冷,小儿角弓,手足抽掣等;用理中汤治疗呃逆不休,吐血便血,妇女带证;用白通汤治疗遗精滑精⋯⋯诸如此类验案举不胜举,皆不离仲景伤寒六经辨证之法。郑氏虽崇尚伤寒,善用经方,于临证中又能触类旁通,对经方有所发挥,殊为难能可贵。他强调学习应用《伤寒论》应“不拘于方,明理为要”,更是真知灼见。由此可知, 郑钦安是我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 他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影响, 他对于阳虚证的辨证和对于温热药的运用, 对我们的临床工作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所以对其医学思想进行研究, 是十分有价值的, 这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应加以重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