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吾刚

鲍吾刚（Wolfgang Bauer）于1930年2月23日生于德国萨勒河畔的哈勒（Halle）城。双亲过早去世后，幼小的鲍吾刚于1937年随哥哥一起来到慕尼黑，在那儿读完了文科高中。并于1948/49年冬季学期在慕尼黑大学刚成立不到二年的汉学学科开始汉学生涯，师从海尼士（Erich Haenisch）、福克斯（Walter Fuchs）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除汉学主专业外，鲍吾刚还选修日本学、蒙古学和哲学，并修习满洲语、梵文和藏语。1953年，年仅23岁的他以题为《张良与陈平——汉代开国时期的两位政治家》（Chang Liang und ch'en P'ing der Han－Dynastie）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便在慕尼黑大学东亚学院开始助教生涯（1954-1960）。在此期间，于1959年完成了汉学专业教授资格论文。自那以后执教于汉学专业，并于1962年秋参与筹建海德堡大学的汉学学科，次年出任该学科的主任教授。1966年应母校慕尼黑大学的聘请，由海德堡返回慕尼黑大学， 在慕尼黑大学东方学院执教，任东亚研究所所长。尽管不断收到其他大学的聘书，鲍吾刚却始终留任于母校，直至生命终止。在教学生涯中，鲍吾刚曾多次受聘于美国密西根（Michigen）大学，担任该校的客座教授，并与美国汉学界和东亚研究者建立和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曾到伯克利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以及香港、台湾、日本和夏威夷等地做过研究工作。此外，鲍吾刚还是下列大学的客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密执安大学（1977），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筑波大学德国汉学界，其中有的早已成为活跃于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国际知名人士。近30年来，鲍吾刚在慕尼黑大学指导的硕士论文超过了100篇慕尼黑大学直到1969年才设立汉学硕士学位，汉学在这之前只能作为副专业，他自己是东亚研究所培养的第4位汉学博士，如今慕尼黑大学毕业的汉学博士已经接近三位数，而其中的大多数博士论文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自1990年起，他还被聘为德意志研究会汉学专业的鉴定专家，1976年至1993年间担任了德意志研究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1985年还被选为巴伐利亚州科学院院士，1992年成为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Rheinisch—Westfalische Akacemie der Wissenschaften）通讯院士。

鲍吾刚治中国学颇有家学渊源。他出生的家庭对广义的亚洲怀有浓厚的兴趣，父亲鲍尔（Hans Bauer）教授是著名的阿拉伯学家和闪米特学家，大名赫然列在德国大百科全书（Brockhaus Enzyklop?die）之中，生前曾任德国东方学院研究协会（Deutsche Morgenl?ndische Gesellschaft）主席。鲍吾刚子承父业，但把研究目光投向东亚，据他说是担心父亲名气太大，自己再搞中亚学不易突破。而这一念之差造就了一位本世纪继卫礼贤德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的汉学家。鲍吾刚曾于1977年5～6月来华访问。1997年1月14日，鲍吾刚去世。

鲍吾刚一生著有16部学术著作，论文达69篇，还有众多的译文。他长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其它方面也十分精通。他与他老师福赫伯合译的中国古典小说选集《金匮——二千年中国短篇小说选》（Die Goldere Truhe.Chinesische Novellen aus Zwei Jahrtausenden.）自1959年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广受好评，到1964年不仅出到第三版，而且有了英译本。而像《中国戏剧》（Chinesisches Theater），《中国——从帝国到共产主义》（China Vom kaiserstaat Zum Kommunismus）等著作和论文使他在广大民众中有了广泛的影响。他发表过一些道教论文，如《葛洪关于“知足”之理》。载《亚洲：传统和进步》维斯巴登，1971﹚；《老子》，载《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个人崇拜》慕尼黑，1971﹚等。主持编纂了《<国语>词语索引》两大册和《〈人物志〉词语索引》一册，二书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在台北出版。他领导过一个课题组，研究德国文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和中国人关于德国的研究。领衔主编奠基性文献《当代中国的德国形象——中国人研究德国论文索引》（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ublications）。60年代的西方汉学家一般都重考据而轻义理，而鲍吾刚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精神价值。他在教学之余用他那支妙笔写下一系列专著，其中一些更早已列在德国汉学家必读书目的首位。在鲍吾刚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最受推崇、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是以下三部学术专著：《中国人的命名――论名、字、小名的构造规则及内涵》Dcr Chinesische Personenname. Die Bildungsgesetze und Hauptinhalte von Ming，Tzu und Hsiao—ming.（Asiatische Foeschungen，Bd.4），1959）、《中国人的幸福观――论中国思想史的天堂、空想和理想观念》（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uck.Paradiese，Utopien，I der Idealvorstellungen in des Geistesgeschichte Chinas，1971）、《中国人的自我画像――古今中国自传体文学、文献综述》Das Antlitz Chinas.Autobiographische Selbszeugnisse von den Anfangen bis.zur Gegenwart，1990，从思想内容角度来审视，此三部学术专著具有同一主线，内容互相关联，由此构成鲍吾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尤其是后两部著作，从准备到成书，写了近30年，在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中，无论是从文献的拥有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这两部著作都是德国汉学界的经典之作，在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这两部著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分别就这三部专著的学术背景、内容及特点作一阐述。

《中国人的命名——名、字、小名的构造规则及内涵》　这一学术专著是鲍吾刚完成于1959年的汉学学科教授资格论文。

鲍吾刚治学之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德国学术界一片荒芜，汉学领域也充满了种种偏见和误解。50年代初期，西方对新中国还缺乏全面的了解，盛传全国一套蓝制服，共产之风到处刮。时逢国内反对个人主义，个性稍强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西方学界流行的观点更认为中国人只是社会和家庭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根本就没有独立的人格。而鲍吾刚却发现，中国人口虽然世界第一，但每个人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名字（字、号、小名等等）。更使他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名时不像欧洲人那样从一个固定的名字目录中挑选，，而是专人专名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创制。鲍吾刚眼前一亮：这难道不足以体现中国人的个性么?再深入研究下去，他发现了与名、命相通的内涵：中国人的名字不仅和展望未来的幸福有关，更重要的是还铭刻着历史的轨迹。换句话说，这乃是文化的沉淀物、思想的结晶体。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人还有字。

鲍吾刚经过一番仔细考察后发现，字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外在角色，它和名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年青的汉学家认为：西方人个性外露，人人看得见摸得着，而中国人个性内藏，恰似锥处囊中。50年代末，《中国人的名字》出版，鲍吾刚关于名与命的思考公之于世。此书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角度着手，勾画出中国人名字和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并确定中国人和西方人名字的不同性，“人的个性从生命开始时便被决定”。长达406页的这一学术著作所分析的中国人姓名达15000例。全书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中国人姓的意义和名字的基本特征，对名字的评价和人对命名的习惯以及姓和名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中国人名字的结构，名与字的关系和名与姓的关系以及名与字的构造规则；第三部分则对名和字的内涵进行了概述，并根据名与字的内涵分了12种类别。鲍吾刚这种以中国文化、传统为背景，系统地对中国人的姓名进行的分析、研究，在德国当代汉学研究中是独具一帜的。

《中国人的幸福观》

本书是鲍吾刚以中国文化、思想为主的另一部汉学学术专著。1971年出版，5年后该书英译本在纽约问世，成为战后德国汉学界扛鼎之作。在书中，作者对“幸福”这一概念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采用西方分析哲学及比较哲学的手法来剖析考察中国人的幸福观和理想观。

作者在一开始就表示，“每一种幸福的形式———不管是个人幸福还是集体幸福——根本上都是难以描绘的。”但显然，作者有自己的幸福观，作者的幸福观是政治立场的幸福观，而非生活立场的幸福观。即幸福是由社会造就而非从人的本性自发。作者将幸福与平等、互助、责任等社会价值进行形而上学的联系，却并没将生命的原始意义作为思考幸福的基石。然而，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之一是感性，真实感性的东西是形而下的，它们无法被后人形成文字并加以联想和思考。建立中国人传统幸福观的基础应是儒、佛、道三教思想中对生命原始意义的领悟。作者的幸福观与中国传统幸福观之间存在视角差别，所以他所描述中国幸福观发展的理性历史就显得非常辛苦。当然，原因并不在作者，因为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圣人和思想家们的思想记录，而非那些白驹过隙般的、凡人的点滴触动与感悟。本书所描述的“中国人的幸福观”实际是指不同时代的社会所认同的“幸福标准”

以作者的身份，他自然会将中国人的幸福观置于西方的背景下做一个考察。他首先从中国的“福”字进行讲解，说这个“福”的右半边“畐”是一壶酒，而富裕的富，则是在这壶酒上面加了一个屋顶。幸福是物质充足后的一种欣喜之情。这其实是一个根本，从这里可以探索出东西方的主要区别——东方的幸福具有强烈的“此世”意味，所谓“现世报”。鲍吾刚对中国思维的探讨，达到了独特的深度。比如他以词源学的角度，对一些在甲骨文上就出现的词语进行了考察。他发现中国的字词没有时态，这都显示了东方世界的幸福观是一种静态的幸福观。

作者按照历史大线索，分别讨论了先秦不同学派对幸福的不同理想，汉代董仲舒的天道循环论对幸福观的影响，以及魏晋佛老思想、宋明理学和19世纪各种思想流派对幸福的探索。作者旁征博引，材料丰富翔实，且文笔细致而富有感情，由此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幸福观的不同表现。全书长达604页，由五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幸福观的形成（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200年）。论述先秦的不同的学派对幸福的不同理想：儒家脱离现实追求古道；道家离群索居；墨子代表了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学说”；孟子的社会乌托邦思想；法家和荀子对现实的肯定和对未来的追求。

第二章：人间的界限（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本章阐述了中国哲学由创立走向整合的形成过程。中国人向来以过去作为将来，以过去作为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人重视“过去”的思想特点。此外，中国笃信文化和自然、过去和现在的融合。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和具有宗教意义的“大同”思想也体现了这一文化特性。这也涉及天堂和人间这二极力量。

第三章：彼岸的魅力（300年至1000年）。正如本章标题所示，这里涉及的幸福观不在现实生活中，而是在一种意境和理想之中，这里主要指道家的幸福观和隐居生活以及佛家对幸福追求的不同方式。

第四章：现实尘埃（1000年至1800年）。此章论述了古典儒学和宋明理学（新儒学）对幸福观的不同看法，古典儒学幸福观强调人参与现实，把家庭视为幸福的基石，并把外在的要求作为参与现实的出发点。这种参与现实精神对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除这一点外，宋明理学（新儒学）还强调人的个性，将保留自我看作是人的幸福。这里涉猎宋明理学所强调的社会、家庭和群体同自我之间的平衡。做到“真实”是新儒学对“中庸”的新认识。以此避免古典儒学的唯假面。只有做到这点，才能达到理想境界，获得幸福。对于如何达到中和，古典儒学和宋明理学有着不同的看法：古典儒学重视外部，以此达到中和；宋明理学则强调从人的内部，自身去达到中和的境界。此外，本章节还对宋明理学的渊源和对古典儒学的怀疑进行了论述。

第五章：曙光（自1800年）。本章以中西文化撞接和此阶段所发生的事件为叙述主体，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为实现自己理想所采用中西结合方式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从不同的时代角度叙述了不同时代中国人对幸福和理想的追求。

在序言中，鲍吾刚高度概括了在社会发展中中国人对幸福追求的不同方式：1、积极追求在现世实现天堂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这部分人以社会为洞察对象，参与社会活动，以此获得幸福，并认为幸福的实现是以社会整体幸福的实现为前提，其根基出于儒学；2、厌倦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希望保持真正的自我，追求精神上的幸福和满足，持有这种幸福观的人往往远离现实社会，离开城市，去山林寻求内心深处的净土，以此达到理想的幸福境界。

《中国人的自我》

鲍吾刚19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自我》（Das Antlitz Chinas） 集30年研究成果，长达900多页。作者广泛搜集了从先秦以来至当代中国人的自传性作品，爬理梳抉，把自传者分成各个不同的类型，从中描述和考察中国人的“自我”人格特征的发展，并且同欧洲相比较。全书分九章，按时间为序，从《尚书》中的“孤”字说起，一直谈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舒婷的《墙》等现代作品。书中涉及人物有晚周诸子，汉代的史家哲人，魏晋的英雄和隐士，唐宋明清的和尚与诗人，古文大家，道学先生，画家和狂人，作家和吹鼓手，悔罪者和批评家等，其人数达390人左右，四千年来的中华各类人作纷纷跃然纸上，特点各异，共同表现出一种中国性格。对于鲍吾刚来说，自传取其最广泛的意义，凡是抒发个人志向、记述生平的文章、书信、碑帖、悔过书、谢绝信、自我批评报告和诗词等都在其选材之列，既有人人称道的名篇佳作，如太史公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也有徐渭的墓志铭，红卫兵的思想汇报等等。他把中国精神作为一个传承不断的线索来考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因此他在书里收入了大量现代作家的作品，如庐隐，王蒙，王安忆等，同时也包括许多台湾作家如白先勇，三毛等等。

在序言中作者阐述他选择“自传性的自我表现”为研究角度的缘由，可以看出作者把中国自传体文类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环环相扣的研究视角。在追究自我表现的问题实质时，他关注的是关于自我表现的主体性问题；关于孤独心情与自我本质问题；关于自我描写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完整性问题；关于新旧思想和题材的融合问题；关于自我描写的反传统问题……等等。他讨论了中国人的自我观及其在自传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中的特殊反映。他说：中国精神的强烈的历史性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把自我和自我的环境中的角色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中国哲学对于社会的强烈兴趣就是这种自我观的结果。他们偏向于考虑“我应当做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而关心自我的道家寻求的是遁入自然中去取消自我的存在的另一条途径。关于中国自传的共性，他说道：主基调是忧愁和厌世思想。处处考察的是自我以及自我的无常的特点，破灭的希望，失败的计划，死亡。中国的三大宗教以及近世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都提供了自我的绝望的孤立的思想基础。作者不惜笔墨，侃侃而谈：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以自传的形式写作乃是他们为自我寻找避风港的惟一手段。在鲍吾刚看来，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对个人不断施加难以承受的种种压力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中国自我观。本书九个章节分别是：

第一章，自我和孤独（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本章认为，先秦古典哲学中各流派已有对“自我”的解释；

第二章，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本章主要涉及先秦以后的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自我写照，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自传体后序和其书信，董仲舒、李陵、杨恽的信函，反映自我孤独、自述情怀的扬雄作品《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鲍吾刚不仅从个人角度去理解每个人的自传内容，而是把它们看作是整个中国人形象互相补充的各个有机部分；

第三章，英雄和隐士（公元200年至600年）。选录的自传以英雄和隐士个性内容为主，如陶潜、范晔等诗人、学者的自传作品。鲍吾刚认为隐士一般具有特殊的灵感，好酒好批评，喜欢在大自然找回自我；

第四章，僧侣和诗人（公元400年至900年） 在本章鲍吾刚全面阐述了佛教和新道教对“自我”的不同理解；另外，在公元400年至900年这段时期中形成的抒情诗诗体中，已有反映个性追求和对社会失望的自述内容，如沈约（441-513）具有自我写照的忏悔，陆羽（733-804）《茶经》中的自叙，陆龟蒙的自传和杜甫（712-770）的《壮游》、《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诗，其中杜甫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是杜甫一生走过路程的记录。

除此之外，选录了白居易（772-846）具有自我审视的诗、书信和散文；第五章，旁观者、忠臣和贬逐者（公元900年至1400年）。本章以旁观者、忠臣和贬逐者个性特征为中心内容。如韩愈（768-824）的书信、赠序、祭文、散文等，柳宗元（773-819）的《愚池诗》，李清照（1084-1134）的《金石录后序》和体现爱国情怀和个性的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的《指南录后序》等。此章对新儒学对人内心世界的重视和古典儒学对人的“无名”要求都有深层次的分析；

第六章，清心寡欲者和自嘲者（1400年至1700年）。本章以寡欲者和自嘲者为个性分析对象，由此所选录的自传事体有唐寅（1470-1524）的书信，徐渭（1521-1593）的《墓志铭》，杨继盛（1516-1555）的自传，僧人德清（1546-1623）的自传和狱中书信，此外还有湛若水（1466-1560）、高攀龙（1562-1626）、宋濂（1310-1381）等人的自传作品；

第七章，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公元1700年至1800年）。此章分析以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个性为主，如沈复（1763-1807）的《浮生六记》和自传体散文，龚自珍（1791-1841）表现自我深沉的忧郁、孤独和自豪感的抒情诗，王韬（1828-1897）的散文游记等；

第八章，作家和鼓吹者（公元1770—1940）。本章所论及的历史阶段，中国许多作家既从事创作活动，又对现实持浓厚的兴趣，他们的作品是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在城市大众文学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袁枚（1716-1798）的自传体散文，鲁迅（1881-1936）的《狂人日记》、周作人（1885-1966）的《自己的园地》，郁达夫（1896-1931）的《自剖》以及郭沫若（1892-1978）女神诗集和天狗诗篇等；

第九章，信仰者和批判者（1920以后）。此章以信仰者和批判者个性为中心内容，所选录的自传体作品有顾颉刚（1893-1980）《古史辨》中的自述引言，毛泽东（1893-1976）许多具有自传内容的采访录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冯友兰等人的自述文章。

作者引据资料极为丰富，出版后学术界纷纷发表述评。海德堡大学教授瓦格纳（Rudolf G.Wagner）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书评称鲍氏此书是“对中国自述文学的开拓性研究”，是作者三十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

致力于中国文化中“自我”“个性”文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构成了鲍吾刚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之处。诚如鲍吾刚本人所总结的那样：“我认为，每个学者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学术研究后，会在自己的著作中形成一种类似红线的东西。……对我来说，我所感兴趣的是中国群体观念的另一面，即个人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个人及个人在中国是如何思想的?”鲍吾刚把个性的研究同中国思想史中被人遗忘的那部分文化现象的探索进行结合，由此挖掘出中国文化中独有的“自我”表现形式。“自我”不仅仅出现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中也有“自我”，只是中国人的“自我”表现形式不同于西方文化中“自我”的表现形式。“同西方‘自我’相比，中国人的‘自我’是以社会压力为基本特征。这同中国人的伦理观有着直接关系”。鲍吾刚从以“自我”、“个性”为核心的本我文化价值观出发，力图证明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自我”、“个性”这一被人经常否认的文化表现形式，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的名字》和《中国人的自我画像》，佐证他对中国人也有“自我”和“个性”的立论。

1997年1月16日，鲍吾刚去世后的第三天，德国《世界报》在悼念他的一篇文章中称：“他渊博的学识为学生打开了认识中国历史与哲学、道教与佛教、文化与文学的大门。他的言传身教已经突破了狭窄的中国问题，为许多学生指明了生活和实现自己的才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