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固化

经济学术语

利益固化是指既得利益集团、阶层或群体通过阻碍改革、僵化体制等途径，维持自身对既得利益的持续占有，导致利益在团体内固定下来的现状或趋势。

内涵

在这个利益格局中，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或群体所处地位不同，实际获得利益多少自然也不同。强势利益集团、阶层或群体获得大量超额利益，弱势利益群体、阶层或个人获得较少或很少利益，呈现出被相对剥夺的态势。利益固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不仅严重阻碍现行社会利益格局中不同利益者的相对地位改变，而且导致强势者利用各种条件愈趋强势，而弱势者愈遭剥夺、愈趋弱势。长此以往，社会必然滋生严重的矛盾和不满，甚至导致严重动荡。

其一是社会管理者有意而为。社会管理是由具体的人执行的管理。某些情况下，社会管理者可能出于某种目的或需要，主动推动形成某种利益格局，并使其保持较长时间不变。其二是体制内成员的惰性。任何一个利益格局运行一段时间后，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成员都可能在新的需要推动下，要求对其进行相应的改革或创新，但体制内成员或出于换届的考虑，或囿于求稳怕变的思维，或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往往不愿意主动进行战略性研究和思考，不愿意主动采取措施推动现行利益格局的改革。其三是弱势者分散乏力。经验表明，在一个社会利益格局中，变革要求最强的往往是那些弱势群体、阶层或个人，但是他们又往往由于力量分散，缺失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有力工具，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多数情况下只能忍受弱势或被剥夺的不利地位，无法从内部推动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革。

利益格局变动，意味着不同群体、阶层及个人的利益获得必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当这种变化将会给强势利益集团、阶层及群体利益带来损失时，他们自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大加阻碍，那些强势部门及手握权力的强势官员更是会充分利用体制内的便利条件，阻碍、扭曲改革或转嫁改革成本。在社会监督体制比较健全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但是如果监督体制疲软、乏力，体制“内部人”阻碍改革的尝试、方式等便会屡屡奏效，至于其他强势者也往往会通过游说政府官员，利用一切手段大造声势，夸大变革的危险，绑架社会舆论，以达到固化现行利益格局进而固化自身利益的目的。

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阶级更深入的一个社会层面。阶层分化的依据，是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方式与收入多寡的同一性。社会利益格局僵滞、固化，不同群体、阶层及个人在其中的地位长久不变，相应的阶层势必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势必受阻，尤其是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群体、阶层及个人，将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动，进入较高社会层次。这种状况不仅会严重压抑底层人们通过努力奋斗改变自身地位、实现自身理想的积极性，也使位于高阶地位者缺少了必要的岗位竞争，导致其工作及生存状态毫无危机感，自然不会有积极奋斗的激情，二者结合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被削弱，严重影响社会的生机与发展。

表现

进入21世纪以来，这方面不断有调研数据发布。2005年有数据表明：我国20%最高收入人口所占收入份额高达50%，20%最低收入人口所占份额仅为4.7%。62008年有学者估计，中国年隐性收入10万亿，近80%集中在20%的高收入家庭。2009年有数据表明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最高的20%家庭是最低的20%家庭的17倍。2012年有学者发布数据，中国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在总收入中比例为57%。连续多年不同学者统计都得出20%或10%高收入者占居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而20%或10%的低收入者收入微薄，不能不表明我国现行社会利益格局中利益固化表征确实已经显现。这种情况从基尼系数也可以反映出来。虽然国家权威机构2007年以后不再发布相关基尼系数，但是民间发布的数据一直都在0.45以上，有的达到0.50。中国人民大学曾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基尼系数达到0.53或0.54。总的看，我国现阶段少数精英群体、利益强势群体聚集了大量社会财富，而普通民众只能靠微薄的工资生存是不争的事实。再从国际上用来测量特定社会初次分配公平性重要指标的分配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测算，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分配率过去几年一直维持在53%—56%；同期，根据我国的统计数据测算分配率却只有45%，差距整整达到一成。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的相当部分，在进入初次分配前已经成了其它生产要素的投入收益，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分配的利益自然大打折扣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占主导地位，国家对部分国有企业一直实行垄断经营。但在发展过程中，国有垄断企业却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殊利益，并且逐步凸显出固化表征。一是借助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却很少反馈社会。有研究表明，垄断企业不仅通过垄断经营、国家定价、不平等议价等获得高额利润，还享有国家补贴、资源等其它经济利益，但是反馈社会的份额极小。以2010年为例，当年国有垄断企业共盈利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却只有部分中央企业按规定上缴了5%—10%的利润，总计区区440亿元，大量利润都留在了企业内部。二是垄断行业从业人员收入过高，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2011年有研究表明，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导致我国行业问收入差距上升了25%左右。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高出相当于全社会各行业平均水平70%的额度。有人以石油业与纺织业为例比较了2006—2010年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最低达到1：2.31，最高达到1：2.56。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部分行业工资过高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部分垄断性行业收入水平偏高。有的行业员工平均收入达到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三是国有企业高管待遇与普通员工之间待遇差距过大。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劳动的待遇最低，财富向管理者集中、向资本集中，讲求效率被扭曲为资本利润优先、管理者待遇优先。其中，在国有企业，有的是国家对企业高管薪酬确定的标准过高，有的则是企业管理者自定年薪。一些实行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管理者也仿照国有企业自定年薪，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人员标准。还是在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中，有的高管年薪达到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000多倍！

社会流动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其中，垂直流动是指人们从较低社会阶层上升到较高社会阶层，或由较高社会阶层下降到较低社会阶层，前者属上行流动，后者属下行流动。上、下行社会流动通畅，有利于激发人的上进心和竞争精神，使社会充满活力。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政府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等较高社会阶层的“准入”门槛不断提高，农民及其子弟等较低社会阶层由于先赋性因素影响，很难流动到这些社会阶层。与此相应的是，代际继承性在增强，代内流动性在减弱。代际继承性增强，就是不同社会阶层内部的复制性增强，位居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弟恒处上层，反之则恒处下层。陆学艺的研究为这方面提供了有力例证：经济改革以前，农民子弟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几率要高于经济改革以后，而经济改革开始以后，机关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几率却要高于经济改革以前。再有，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开始向某些社会阶层聚集。一些原来只拥有一种资源的人士，近年来基本上同时拥有两种甚至是三种资源，严重剥夺了其他社会成员争取获得相应资源，并且凭自身努力进入社会较高层次的机会和权利。

现行社会利益格局中大量获利的强势利益群体、阶层或个人结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党和政府调整现行利益格局的任何改革都刻意阻挠，或者利用权力资源从体制内影响、制约改革的推动；或者是利用垄断优势地位，对公众施加压力，与政府讨价还价；或者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利用所谓的“学术证据”，发布明显利己或利于相关利益集团的主张；或者是利用足够的经济手段、人脉关系等对政府官员游说。有学者把我国现行强势利益者分为7类：强力政府部门中的部分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及相关官员、国企部分“高管”、“洋买办”、房地产开发商、有规模的民营企业的企业家、部分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这些人中虽然也不时会有人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要求改革，但其真正目的却在于欲擒故纵，以达到有效固化自身利益的目的。20世纪末以来，党和政府对我国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的趋势一直高度关注，曾尝试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遏制，但就是收效甚微，“限高”、“扩中”、“提低”政策提出多年，但就是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国家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方案持续多年，就是一直出不了台，原因固然复杂，一些强力集团、阶层或个人极力阻挠、反对却不能不说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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