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谶

汉语词语

图谶，汉语词汇。拼音：tú chèn 指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是古代关于宣扬迷信的预言、预兆的书籍。

释义

古代方士或儒生编造的关于帝王受命征验一类的书，多为隐语﹑预言。始于秦，盛于东汉。

出处

《汉书·王莽传上》：“徵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

例句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 刘氏复起，李氏为辅。’” 李贤注：“图，河图也；谶，符命之徵验也。”

宋洪迈《容斋三笔·光武苻坚》：“ 苻坚禁图谶之学，尚书郎王佩读谶，坚杀之，学谶者遂绝。”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古来帝王姓氏上应图谶，如汉号卯金，晋称典午，以及刘秀、李渊之先兆，大抵皆事后附会之说。”

起源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崇尚经学。谶语附会儒学，与经义挂钩，正是迎合时尚。因之方士们就把揣摩时势的谶语同经学结合起来，这就是汉代谶纬真正的起源。

萌芽

图谶萌芽于先秦时代的“巫师图像”。巫师图像原是一种应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两汉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需要下，人们对其作了种种推演、改造，遂演变成“河图洛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及图谶之说，并日益图式化和玄理化。河图洛书的嬗变不仅对于古代易学、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政局兴衰、朝代更替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河图洛书

先秦时代，《尚书》、《论语》、《易传》、《墨子》和《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

《尚书·顾命》中提及“河图”时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篇中河图是一种金石之类的国宝，作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并无后世所谓“龙图出河”之义；《尚书》中与洛书有关的记载是《洪范》篇，然而据考证，《洪范》篇的产生是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箕子向武王详细阐述洪范九畴，即治国的九种大法，亦与“神龟出洛”之说不同，与后人所理解的“河图”与“洛书”有很大的出入。　《论语·子罕》篇中所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字面来看，“凤鸟”是一种神鸟，可谓吉祥之物；而依《尚书》说“河图”是一种金玉之器，亦吉祥之兆。这段话当是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自感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易传·系辞上传》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大意是说，天生蓍龟等神物，圣人用它来创立卜筮的法则；天地出现日月四时之变化，圣人依据它而确立了阴阳观；河出龙图、洛出龟书之祥瑞神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道原理。《墨子》有曰：“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绿”通“籙”，故“绿图”与符一样，亦为帝王受命之物。“乘黄”据考是一种神马之名。因其意是说，周文王灭殷兴周是天命所归，故有“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之瑞兆，武王应天之命，终于伐纣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还提出“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等三祥之物。

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的记载还看不到后世的龙马、神龟、伏羲以及种种具体细节，虽然具体形式尚有争议，但其作为一种圣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尚带有原始图腾的象征意义。

亡秦者胡也

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是一种神秘的预言。它以神的启示的方式进行宣传，也就是神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和隐语。它出现较早，最晚也于秦初就为人所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初就出现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于是秦始皇就大修长城，严防匈奴（时人称之为胡），但结果是秦朝没有亡于匈奴，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里，时人称此胡非彼胡。

龙马神龟

其实，汉高祖的兴起、张良的出世，天已经预先告诉人们了。

西汉时期，第一个演绎河图洛书神话故事的是名儒孔安国。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创意，是通过后人之口而流传的。他在《尚书正义》的《顾命》篇和《洪范》篇中，分别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综合孔颖达在《周易正义·系辞传》中所引孔安国的观点来看，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认识有两点：一是伏羲依河图以画八卦，大禹依洛书以定九畴；二是河图即是八卦，洛书即是九畴。这不仅把原本模糊的祥瑞之兆衍生出“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具体情节，而且把其中的圣人具体地与伏羲、大禹等先贤联系起来，并演绎出其与八卦、洪范九畴的神秘联系，内容丰富、深刻得多。继孔安国之后，刘歆和班固对此进行了更多的阐发。如班固对河图洛书的一个创意，就是把“洛书”之文与洪范九畴捆绑在一起。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史书的形式把《尚书·洪范》篇中的六十五字定为“洛书”本文的一种新说，并为伏羲、大禹的相关传说增添了可信度与合理性。

兴盛

谶、纬合流

西汉末年，王莽之乱，社会动荡，危机重重，此后谶、纬合流，著书立说，编造预言风行一时。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密切相关的。《后汉书·方术传》：“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

东汉时期还出现另外一种趋向，就是河图洛书已经演变发展成为有文字、成篇章的书籍，而且和谶纬之学融合在一起，名之曰图谶。”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所谓“纬”，则是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义，假托神意、假托孔子而作的书。与《易经》、《诗经》、《书经》等“六经”相对应，有《易纬》、《诗纬》、《尚书纬》等所谓“六纬”。经是基本原理，纬则是把经学神学化。

东汉法学除继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外，也受到荒诞迷信的“谶纬”之学的影响。“谶”是方士将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伪托为神灵天命的征兆，编造而成的隐语或预言，常附有图，故又称为“图谶”。“纬”是与“经”相对得名，是假托神意或假托孔子用诡秘的语言解释经义的著作。

谶和纬都在宣传天可以谴告人的迷信思想。如《春秋纬·运斗枢》说：“人主自恣，不循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春秋纬·文耀钩》说：“彗入斗，辰守房，天库虚，狼弧张，期八年，王伯起，帝产亡，后党嬉。”这都是用天上星象变化来附会人事，预示吉凶。纬书还把帝王圣人神化，并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是由天命安排好了的，其兴必有祯祥，其亡必有妖孽。

光武以图谶兴

王莽末年，赤眉、绿林起义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现败亡之兆。《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刘秀初起事，

宛人李通以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刘秀与其兄刘縯起事于舂陵，次年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地皇四年昆阳之战重创莽军，刘秀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同年（公元23）九月，新莽政权覆灭。更始帝北都洛阳后，刘秀又行大司马事。于次年五月诛河北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起义军，实力大增，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此时有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载：“ 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鬭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羣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刘秀以为“受命于符”，公元25（即建武元年）六月，在于鄗南设坛即帝位，主火德，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中兴汉室，史称东汉。

巅峰时刻

谶纬之学达到高峰期，当在汉光武帝即位之后。

汉光武帝刘秀曾利用图谶称帝，取得政权后，继续把谶纬奉作一项重要的统治工具。在发布诏命、制定法令、施政用人等方面都要根据图谶，引用谶纬。建武二年（26），下诏求能内谶二卷者不得，又命博士薛汉、郎中尹敏校定图谶。光武帝笃信图谶，即位之初据谶推定（东）汉为火德，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据此“赤伏符”制定郊祀之礼，行夏历，定服色。所谓“四七之际”，’‘四七’‘即二十八，’‘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而昔汉武帝确立汉主土德，服色尚黄，由是行火德之运。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刘秀封禅，刘秀未允。两年之后，他在斋戒时读到《河图会昌符》中的“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据“河图洛书”，向他说明有关封禅问题。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条根据，奏请光武帝封禅。于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刘秀登临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并刻石以记之。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光武帝起明台、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至此，图谶成为最高皇权认可的法定的经典。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光武帝刘秀病死在洛阳南宫，时年63岁。

从发兵，到称帝，以至登基之后，多次利用图谶服务于帝国统治，甚至临死前的头一年，还做了两件与图谶高度相关之事：一、泰山封禅，二、“宣布图谶于天下”。作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对于应运而起的图谶进行编纂修定，另一方面又亲临泰山搞封禅活动，宣扬皇权神授，这些做法使得河图洛书日益正统化和神圣化，图谶之学大为盛行起来。如《后汉书·张衡传》所云：“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光武帝刘秀是把图谶（嬗变了的河图洛书）作为做皇帝的天命根据的第一人，而且贯彻的很彻底。

白虎通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等沿袭其风，大搞图谶，河图洛书对当时儒学和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初四年（79）就在张衡出生的第二年，因经学家多分歧，汉章帝亲自主持召集了一批儒生诸卿、博士等在白虎观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经学讨论，讲议五经异同。参加讨论的人对经文的解释十之八九出自谶纬。会后，由班固把讨论结果整理成书，这就是《白虎通德论》，即《白虎通》或叫《白虎通议》（载于《东汉会要》卷13中）。该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以来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文中大量引征各种谶记、纬书，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据和旨归，使谶纬经学化。科学也被神秘化，把“日行迟，月行疾”的自然现象，比作“君舒臣劳”。国家在用人和礼乐制度上也渗入了谶纬。谶纬学的猖獗不但污染了儒家经典，更恶劣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白虎观会议，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谶纬之学，使纬书与经书具有同等的崇高地位，图谶在某种程度上已凌驾于经书之上。在帝王的亲自提倡和支持下，加之俗儒的附会穿凿，谶纬之学盛行于世，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对法学的科学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章帝后来也做了件好事，就是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

谶纬之风盛行不仅使河图、洛书成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而且更被作为政权正统的象征所在。刚上台的帝王，总想利用河图洛书中的谶纬迷信思想，来寻找他该做皇帝的理论根据。龙马负《图》出于河、玄龟背《书》出于洛，是谶纬文献中出现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话和祀典。因此，谶纬中的河图洛书为数颇多，如《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雒书甄曜度》等，据日本学者安居香山等统计，河图类纬书有43种，洛书类纬书有18种。其内容多就先秦时代有关河图洛书的只言片语，进行发挥甚至无限引申，穿凿附会，不仅有所谓龙马、神龟，且情节生动离奇，涉及伏羲、黄帝、唐尧、虞舜、周文王、秦始皇、汉高祖等帝王和先贤。这些神话和传说的流行从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所谓负图寺、龙马庙等遗迹、遗址中可见一斑。

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由先秦时代的内容简略的祥瑞义蕴，一变而为两汉时代“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再就是由西汉时期的神话传说，一变而为东汉时期的谶纬之学与河图洛书。总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祥瑞义蕴，龙马也好，神龟也好，凤鸟也好，地黄（神马名）也好，皆为吉祥之义（物）。正是由于两汉儒士迎合政局更替和时代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和推演，才逐步衍生出龙马负图和神龟贡书等具体内容，并作为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易经》和《尚书·洪范》的重要来源。这种变化造成河图洛书的神话色彩和正统意味日浓，并且开了后世河图洛书不断嬗变的源头。

献帝禅位诏书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当时群臣向曹丕上劝进表时，亦纷纷援引《河图洛书》，如太史丞许芝表称：“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著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接着，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郎等又奏称：“《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后来此三人又率九卿上表云：“伏惟群臣内外前后章奏，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

正是从河图洛书中寻找到如此充足的依据，于是曹丕顺水推舟，择日告天，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禅位诏书。

唐宋以下

唐代的武则天也是一个图谶的迷恋者。历史学家会谴责她除异己、诛大臣、信图谶、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等行为；但又会对她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崇文学、重著述等措施而信服。只能说她是一个奇特的结合体。

至宋代，河图洛书出现了又一次大的改变。北宋的陈抟、刘牧、王安石、苏轼，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图十书九”等图式来解释《周易》的原理，出现了各种图式和图说，后人称之为图书学派。而北宋的欧阳修、程颐，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则主张疑古辨伪，求真信实，认为自汉至宋的所谓河图洛书皆为附会之作，不足为凭，后人称之为反图学派。双方针锋相对，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涵、地位等争论不休，对理学、易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人徐天麟说：“若夫谶纬之学，背于六经，以文其私说，杂以图记，证以占验，始自哀平，盛于建武。上意所好，下争趣之。由是，东京之士，波流风靡，虽贾逵、曹褒之伦，亦且溺其习而不自觉。”

反谶纬派

第一阶段特别是白虎观论议以后，批判谶纬之学，就成为当时法学家的重要使命。桓谭，王充、等人富有战斗性的论战，打破了经学、谶纬之学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为法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桓谭

桓谭（公元前23—公元50年）曾上书言谶纬妖妄，又在光武帝接见他时“极言谶之非经”，引得光武帝大怒，说他“非圣无法”，差点“将下斩之”，（《后汉书·桓谭传》）。桓谭叩头直到流血，刘秀才暂时把他赦免了。不久就把桓谭赶出京城，其时已70多岁，最终死在被贬途中。以卵击石，结局也是无奈的。

桓谭曾著有《新论》一书，阐明其法学及政治学术观点。后人对其定性为唯物主义形神论　。

王充

王充（约公元27—99年）是继桓谭之后，又一次批判“天人感应”论、经学和谶纬之学的思想家。著有《论衡》一书，是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对社会上的各种迷信思想和不公平现象展开猛烈的抨击，具有鲜明的战斗性。用事实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详细分析当时社会关注的各种哲学问题，表现了近代科学精神，有明显的超前性，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但也因反对谶纬而终身不得仕进，“贫无一亩庇神”，穷困潦倒。

第二阶段此后，另一位著名的具有唯物主义进步思想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张衡，奋起展开了对谶纬神学的斗争。

张衡

张衡同谶纬的斗争主要有两次。

一、关于历法的争论

古代观测天象是为了神学的需要，但如果与天象推算不符，也是不利于统治集团利益的，所以皇帝要亲自主持历法的改革，以便与天象相符。两汉的历法曾经过几次改订。西汉初年，沿用秦朝《颛顼历》，武帝时改用落下闳等制订的《太初历》。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又改用《四分历》。《四分历》在当时是比较精密的历法，但也有一些与天象不合的现象。于是就产生了改历的议论。延光二年（公元123，此时距离白虎观会议已44年），汉安帝就历法问题组织朝臣进行讨论，起因是，有人从图谶和灾异等迷信观念出发，非难当时行用的较科学的东汉《四分历》，提出应改用合于图谶的《甲寅元历》。又有人从汉武帝“攘夷扩境，享国久长”出发，认为应该倒退回去采用《太初历》。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张衡当时任尚书郎之职。张衡和另一位尚书郎周兴对上述两种意见提出了批驳和诘难，使这二宗错误意见的提出者或者无言以对。

张衡、周兴还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把它们和各种历法的理论推算进行比较，提出了鉴定，认为《九道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长度数值比《太初历》和东汉《四分历》都精密，提出了以“九道法”进一步补充和修改《四分历》。这种方法是先辈贾逵提出来的。它是一种关于月亮运行速度的理论。在“九道法”未产生之前，人们认为月亮运行的速度是均匀的，制历时采用平朔（每朔望月的数值都相同）。贾逵和李梵等人在制订后汉《四分历》时，根据观测的结果，认为月亮运行的速度并不均匀，因此，制历时应采用“定朔”（每个朔望月的数值都有一定差异）。这是符合月亮运行实际的科学认识，但当时未被采用。张衡再次把贾逵“九道法”提出，要求作为编历的根据，当时是十分正确的。张衡特别指出，一切学说只有契合自然的本质，才能成为真理，如果处于主观的歪曲，那就是“任疑从虚”。但反对派对用“九道法”编历出现的连续三个大月，和连续两个小月的情况，不合千百年来的习惯而阻挠“九道法”应用。被各派意见弄得昏头昏脑的汉安帝，十分心烦，只好把改历的事放下不办。张衡、周兴建议采用《九道法》本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但却未能在这场大讨论中获得通过，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损失。“九道法”推行又被延迟了半个多世纪，在谶纬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科学之路一波三折。

“九道法”虽未被采纳，但它是科学的，到了东汉末年，历法推算常出现日食预报错误，刘洪制订的《乾象历》终于采纳了“九道法”，月行不均匀性的被采入，大大推动了历法的进步。而那些以图谶为理由改历的主张也就终归失败了。

二、《驳图谶疏》

张衡反对图谶的斗争并未阻止统治者继续提倡谶纬迷信。继安帝之后的顺帝，在永建元年（131），采纳了图谶专家周（酉甫）的建议，扩建太学校舍，增加学生名额，但在学习内容上也增加了许多谶纬图箓之类的书籍。统治者甚至规定《七经纬》为“内学”，儒家的“五经”为“外学”。也就是说，谶纬之书排列在儒家经典之上，只有精通谶纬才能顺利地踏上仕途。作为太史令的张衡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图谶虚妄不经，非圣人之法，有辱儒家经典，儒者争学图谶，以附妖言，只是作为沽名钓誉的资本。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升为侍中，于是他就给顺帝呈奏了自己写的《驳图谶疏》：

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暖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

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

《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迄于成帝。一卷之数，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谶互异三十余事。

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竟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竟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以上摘自范晔《后汉书》卷59《张衡传》

张衡在这篇奏疏中，张衡首先探讨了谶产生的历史及发展情况，指出非圣人所为，乃小人为图升官发财而编造出来的。他说，汉初，刘邦打天下，靠武力成功，连喜欢讲术数的夏侯胜、孟等人也未提到过。成帝、哀帝之时，命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府，所编书目中也没有谶书，到哀平之际才听说有图谶。他说，讲谶的人都说它非常应验。既然图谶能预知未来祸福，那么，西汉最大的祸害莫过于王莽篡权，他们为什么不事先警诫呢?和帝永元年间（89～105）图谶专家宋景说他能预知大水，吓得很多人抛家舍业，窜入山林，结果没有水灾，宋景只好用历史上的大水来自圆其说。最后要求安帝，必须将图谶之书全部检查出来，彻底禁绝，不准它们继续在社会上肆虐、毒害世人。

张衡批判图谶的目的是“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反对图谶之学是不彻底的。在批判图谶虚伪的同时，还说“卦侯、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他是用阴阳数术的理论批判图谶的。即便如此，敢于从专业角度去说服帝王去销毁欺诈的谶书，这需要很大的冒险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在此之前，曾有人对谶纬提出过批评，但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到迫害和打击。桓谭因在光武帝刘秀面前说过图谶是一些小人捏造出来的，差点被斩首。后来70多岁的桓谭被逐出京城，最终死在被贬途中。其他如郑兴、尹敏（建武二年曾经协助光武校定图谶的旧臣）对图谶表示过一些怀疑，也遭到贬斥或放逐。《论衡》的作者王充，也因反对谶纬而终身不得仕进，“贫无一亩庇神”，穷困潦倒。张衡敢于在皇帝面前公开揭露图谶之伪，想必张衡也明白如果要说服君主，就一定要以更加专业的角度去说服帝王，这样不但可以把问题引导正确，同时又巧妙地保护了自己的，这种不畏权势、坚持真理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与谶纬小人斗志斗勇，受到后人的敬重，因为有的张衡的坚持，所以真相才得以大白。

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曾经说过：“谶纬之说，兴于西汉之末，而烂于东汉之世，独平子奋然辟之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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