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

中华民国军事将领，抗战名将

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抚民，号仲能，汉族，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祖籍安徽舒城县三河镇（今合肥肥西县）。中华民国军事将领，抗战名将。

人物生平

求学时期

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1900年12月8日），孙立人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山南。在他5岁那年，生母方氏病逝。6岁时，孙立人开始入学，拜宋执中为师。孙氏家学尚文重教，父亲孙熙泽和宋执中对孙立人都要求极严。9岁时，他随孙熙泽去青岛，被送进一所德国教会办的高等小学学习。期间曾在青岛海滨被德国人打耳光。孙立人后来在军中训练时常常讲述这个故事，并声称自己“从小立下一个志愿，就是一定要使下一代中国人，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民国元年（1912年），孙立人随父到北京，因找不到学校，停学在家。

年少时的孙立人志不在武，而是幻想当一名建筑工程师。民国二年（1913年）冬，适逢清华学校招生，孙立人回到安庆报考，在近千人的考试中，名列榜首，考取了清华庚子赔款留美预科（今清华大学前身）。在读完4年中学课程后，他转入高等科，攻读土木工程学。

孙立人爱好体育活动，曾当选过清华大学篮球、足球、排球、手球、棒球队的队长，曾获得过华北大学篮球联赛冠军。民国十年（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时，中国篮球队以北方大学球队为主组成，孙立人成功入选并占据了主力后卫位置。当时菲律宾一直都是亚洲篮坛霸主，但孙立人率领的中国男篮一举击败菲律宾，其后又以32比28击败日本，获得当年远东运动会的篮球冠军，这是中国在世界大赛中第一次获得篮球冠军。孙立人凭借其出色表现被誉为“飞将军”。国外甚至有媒体评论：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扔进了太平洋。

在清华读书时，孙立人即有从军志向，他曾自述因当时“军阀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要想立国，非有良好的军人不行。我在童子军时代，曾经参加过五四、五卅、五九，几次学生运动，于是更加坚定了我学军事的志愿，常常作这种准备”。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说民国十三年（1924年），孙立人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因家庭不允许从军，遂考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三年级，加修土木工程系，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理学学士学位毕业。毕业后的孙立人曾在美国桥梁公司任工程师约4个月，每月有200美金收入，私人轿车一辆，生活颇为优裕。但为实现少年时的军人梦，孙立人放弃安逸的生活，决意改学军事，被北京政府保送进入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深造，与美国著名将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为先后期的校友。

孙立人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受到了严格甚至非人的训练，军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老生可以随意打骂甚至侮辱低年级的学生，同期的几位中国学生忍受不了这种训练和体罚方式，中途退学，并劝孙立人改投它校。但孙立人认为“这是一种锻炼，就是要锻炼你一种坚忍奋斗的意志，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接受一切艰难困苦”。最终，他以优异成绩顺利完成学业。

初入军旅

主词条：税警总团

民国十六年（1927年），孙立人自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游历欧洲，前往英、德、法、日等国参观考察，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自己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孙立人抵达大连，坐海轮经上海回到家中。先被分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不久调入中央党务学校（后改称中央政治学校）任军事训练队中尉队长。

民国二十年（1930年），经宋子文介绍，孙立人被调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不久又回到中央政治学校任训练班主任。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宋子文在财政部设税务警察总团，调孙立人任第四团（特种兵团）团长。

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孙立人努力施展着自己的军事才能。他严格挑选官兵，考试拔优，中上层军官多系欧美留学生。他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称为“孙氏操典”。其所属部队按照这套操典进行严格训练，使官兵们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学科、术科水平，乃至缉私技术都比较高。这在以后对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练兵

主词条：淞沪会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9月，税警总团以第8军番号开拔奔赴淞沪会战前线，孙立人任支队司令，率部驻于苏州河（吴淞江南支流）畔。10月8日，孙立人部接受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指挥，在大场、蕴藻浜（吴淞江北支流）一带抗击日军。当时，很多人认为税务警察总团是一支非正规部队，没有战斗力。但是，这支部队中层以上军官大都是留美的少壮派，部队训练严格，军风军纪较好，加之优良的武器装备，因此不仅能战，而且善战。在淞沪战场上，孙立人的第4团与各团密切配合，勇猛冲杀，坚持战斗直至接防的正规军第36师赶到现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因侧翼被优势日军突破，被迫退守苏州河南岸。成功阻击日军橡皮艇七次渡河。11月3日拂晓，日军大举偷渡苏州河，孙立人部激战8小时将日军赶回，当晚，孙立人带人趁夜色欲破坏浮桥，被日军发觉并遭猛烈炮火袭击，全身被炸伤13处，奄奄一息，昏迷三昼夜。11月12日，上海沦陷前夕，宋子文派其弟宋子安护送孙立人去香港，住进跑马地养和医院，请名医李树芬悉心诊护。即使在伤口痊愈后，他的体内仍有一块弹片未曾取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孙立人伤愈。同年秋，日军集中重兵，大举进攻武汉。孙立人率部参加武汉会战，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财政部组建盐务总局缉私总队（为淞沪会战后伤愈之税警总团残兵），以孙立人为少将总队长。孙立人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奉命与宋子文等人共商扩建缉私总队事宜。缉私总队正式扩建，驻地为湖南长沙岳麓山的清华大学旧址。孙立人认为，原税务警察总团的官兵中，湖南人占多数，他们大都机智勇敢，如果缉私总队驻在长沙，可以多吸收湖南官兵；同时，长沙在当时属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驻在这里便于收容各路部队的零散兵士。缉私总队成立以后，在孙立人和副总队长齐学启领导下，扩充很快，不到半年时间便招集了三千人，和原部一起，组建三个团和两个直属营。以后，逐渐扩建为五个团和三个直属营，共两个师的兵力。

不久，缉私总队迁至贵州都匀；孙立人又兼贵州第3绥靖区司令。他在总队部设八个处，三个直属营扩为团，并建教导总队。在此期间，孙立人督饬所部严格训练，还注重开展田径、体操、游泳、球类等体育活动，经常举行体育比赛和运动大会。经过一年多的训练，缉私总队成为一支精锐部队，为军统首领戴笠所垂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财政部盐务总局成立缉私署，戴笠施展伎俩获命为缉私署署长，而以孙立人为副署长。戴笠要孙立人交出缉私总队（又恢复旧称为税警总团），孙立人不允。几经周折，只留下了三个团，还受军统特务的监视。到第二年12月，财政部交出部分缉私总队半数兵力，给国民革命军重组为新编第38师，作为交换条件，由原本财政部体系的孙立人晋任少将师长，隶属于张轸的第66军，集中黔南地区整训。

入缅作战

主词条：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役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国民政府决定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抗击日军。此时，孙立人请缨赴缅，获得批准，并至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新38师的训练和素质获得军事委员会点校小组的好评，由丙种师擢升为加强师。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成立，下辖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和第66军。4月初，孙立人率领新38师随同所属的66军、第5军、第6军相继入缅。孙立人部由安兴出发，4月14日至腊戍，继抵曼德勒，策应英军和远征军第5军等兄弟部队抗击日本第18师团和33师团东西两路的进攻（参见词条曼德勒会战）。4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得知消息后，奉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之命，调派第113装甲兵团（团长刘放吾）星夜穿过克钦邦赶赴前线，自己也亲临现场指挥作战。所部将士训练有素，面对日军斗志高昂，英勇奋战。经过两个昼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克复仁安羌，歼灭日军主力一千余人，解救出被围困的7000多名英军（包括英缅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在内）；同时还解救出被俘的英军官兵、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共500多人。对于被日军夺去的100余辆辎重汽车及1000余匹战马等，孙立人也如数交还英军（参见词条仁安羌之战）。孙立人指挥一个不足千人的装甲兵团，击败数倍于己的日军，解救出大量友军，取得仁安羌大捷，一时轰动中外，舆论赞扬不已。

（“孙立人与史迪威等”图册来源）

由于侵缅日军疯狂东进，先后侵占八莫和密支那，西路英军连连败退，东路和中路的中国远征军又来不及集结，以致战局危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各部次第由孟拱以西、以北退入云南。孙立人指挥所部掩护英军退却，由孟拱以西经过英普哈尔退入英属印度境内。8月，孙立人率部进驻印度比哈尔邦兰姆珈，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10月，新38师与第5军新22师等驻印部队合编为新1军，郑洞国为军长，孙立人仍为新38师师长。他率所部在异国仍加紧整训不懈。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驻印的新1军向缅北大举反攻，孙立人指挥所部翻越印缅山区，投入胡康河谷战斗。他调派第112团掩护筑路部队一边筑路一边前进，被日军围困于邦达一个多月；又派第114团增援，苦战七个昼夜，终于获胜，相继占领新平洋、于邦。翌年（1944年）1月，孙立人率全师在30师主力协同作战下，肃清大龙河以西之敌，迅即攻克太白卡、甘卡等地；继又次第攻占拉征卡、拉安加、马高、拉树卡、礼卡道等地，3月5日攻克孟关，15日攻克丁高沙坎，从而使驻印军完全占领了胡康河谷地区。接着。孙立人又指挥所部发起对坚布山的进攻，第113团在攻抵拉班后，与新22师南北夹击日军，29日攻占沙土渣，进入孟拱河谷。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38师和新22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至4月底，孙立人指挥新38师先后攻占高利、瓦兰、马兰、曼平；嗣后继续前进，于6月16日与新22师在加迈会合，迫使日军残部向南撤逃。

同时，孙立人还派第114团迂回南下救援英军，抵孟拱东北攻击日军侧背，随即切断孟拱四周之交通线，进入孟拱城垣，与日军巷战两昼夜，于6月25日完全占领孟拱。随后，孙立人指挥所部继续前进，7月11日与夺取密支那的新30师会合，打通了卡盟、孟拱、密支那之间的交通线。

中国驻印军取得反攻缅北第一期战斗的胜利后，经过整训扩编，由新1军扩大为新1军和新6军，孙立人以战功升任新1军军长，指挥新38师、新30师（后廖耀湘新6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50师编入新1军），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0月开始的第二期战斗中，为东路军。孙立人指挥所部从密支那向南前进，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他乃以陆空协同、步炮协同、战车掩护、逐点歼敌的战术，指挥新38师苦战月余，终于在12月15日进占八莫城。与此同时，孙立人指挥新30师沿八莫公路向南坎发动攻势，第50师攻打瑞丽江岸之敌。经过新30师与新38师的合力奋战，迂回奇袭，终于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年1月15日袭占南坎。接着，孙立人又指挥所部与卫立煌指挥的远征军东西夹击，会攻芒友。他以新38师主力沿芒友公路进击，新30师进攻老龙山地区之敌，在攻占开阳、曼伟因、苗西等据点后，与远征军第53军116师联合发动进攻，于1月27日攻占芒友，与卫立煌会师，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28日，中美两军暨驻印军和远征军在芒友举行会师典礼，孙立人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卫立煌、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丹尼尔·索尔登等一同参加。随后，新1军在孙立人的指挥下又继续攻击前进，2月8日进占南帕卡，继后又攻占朋朗、满塔、腊戍、贵街、新维、拉西、芒卡等地，3月8日第50师占南图（同日升任少将），24日新38师占细包，27日新30师占孟岩，取得反攻缅北第二期战斗的完全胜利。

民国二十四年（1945年）5月，新1军先头部队回国，于7月全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大举反攻日军。这时，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邀请蒋介石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军事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欧洲战场，并指名要孙立人参加。孙立人应邀赴欧，在三周时间中，游历五万英里，对欧洲一些国家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况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了解。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孙立人率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23军投降。9月16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华南日军投降仪式。仪式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孙立人献上指挥宝刀。嗣后，新1军进行了休整，装备了美、日等国的武器弹药以及军用物资，招募了大量新兵，扩大了教导总队，抓紧进行军事训练。这时的新1军已经成为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参见词条国军五大主力）之一。

黯然赴台

主词条：金门战役

民国二十五年（1946年）1月，国民党当局调新1军去东北，进攻解放区。孙立人接到命令以后，于3月率领新1军搭乘美国太平洋第7舰队运输舰，从广州假道香港，到秦皇岛登陆，转乘火车到达锦州一带，又辗转迂回到沈阳外围，配合第52军和新6军，以沈阳为中心，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展开进攻。4月，所部五个师分两路沿沈长线向四平平行推进，遇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有力阻击。在新六军等部增援下，凭借优势兵力，于5月19日进占四平，22日占领长春。6月，全面内战爆发。8月，孙立人被任命为东北绥靖副司令（一说东北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新1军军长及长春警备司令。他执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南征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率部扼守长春、永吉（今吉林）以北、松花江以南各要点，阻止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过江南援。

（以上图册部分来源）

民国二十六年（1947年）1月5日，民主联军北满部队集中十二个师的兵力，南渡松花江，进至长春以北地区，遭新一军攻击。在其塔木的战斗中，新1军新38师第113团一个营及辎重连，被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包围，孙立人令第113团主力出援，又遭伏击歼灭。在民主联军攻击其塔木时，孙立人又令第55师第150团（缺一营）由德惠出师增援，结果也遭痛歼。2月21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次渡江南下，孙立人部第1军在九台东北的城子街一带进行抵抗，其第38师第89团被围歼。此时，孙立人害怕所属部队被各个歼灭，遂将九台、农安等地部队收缩至长春，使德惠守军陷于孤立。当民主联军包围德惠时，孙立人从长春守军中抽调12个团的兵力驰援，迫使民主联军撤回江北。接着，他令新1军、第71军趁势北进，却在靠山屯、郭家屯等地遭到阻击，导致第88师全部和第87师的一部被歼。

孙立人率部进入东北以来，几次被东北民主联军所挫败。这使蒋介石十分恼怒。民国二十六年（1947年）4月，孙立人被调至沈阳，改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新1军被蒋介石交给了黄埔系的军辖第50师师长潘裕昆。因与杜聿明等人不和，孙立人最终在8月4日被调离东北，改任代理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通过美国人周旋，以他练兵有方的名义向蒋介石说情，只从新三十八师和军部选走了原是税警总团及印度、缅甸时期共事的几百名亲信。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司令部迁至台湾凤山，主持新兵训练。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22日，孙立人升任中将。

兵变始末

主词条：孙立人事件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国欲弃蒋保台，看好孙立人、吴国桢。吴国桢与孙立人原本也曾为蒋看重，为获美国支持与援助，蒋介石投其所好，将二人委以要位，在同年9月任命孙立人为“台湾防卫总司令部总司令”，随后任吴国桢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0月，得到孙立人训练后战力大增的青年军第201师在金门战役中表现不俗，为台当局巩固金门起到了关键作用。11月，蒋介石提议孙立人再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职“总统”，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随之裁撤，孙立人接任“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台湾防卫总司令。1951年5月，晋为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将“陆军总部”与“台湾防卫司令部”合二为一，兼理台湾防卫事务。

孙立人的观点是美国式的，即军队是国家的，不是某一个政党的，他作为一名军人，应该一切为国家负责，而不是为党派负责。因此他不参加国民党，长期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蒋介石父子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便强行代孙立人填表并批准他为国民党“特别党员”，而后再通知孙立人本人。孙立人虽然没有公开拒绝，但从来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会议和活动。1952年10月，他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

孙立人对蒋介石多年的独裁专制统治素有不满，到台湾后对蒋经国改组情治单位、积极建立军中政战体系的“军队国家化”理念又多加抵制，龃龉日深。他对国民党和蒋氏父子的不满，也常常流露于外。据刘安祺回忆：孙立人“一讲话，就骂政工，骂党，骂陈诚，甚至伤害到蒋经国”。其时美国派至台湾的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主张废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同时对早年留学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孙立人又多加赞许。这使得蒋氏父子对孙立人疑虑丛生。于是“蒋经国先生对付孙的办法是先砍树枝，再砍树干，最后是掘树根”。

1950年3月20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4月下旬国军部队撤离海口后，美国驻华武官巴瑞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电报，引述孙立人的话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与绝望”的状态，孙立人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巴瑞特4月27日会见孙立人时，孙立人主动提出“蒋介石问题”。美国助理国务卿戴维·迪安·腊斯克于5月1日见到此电，两天后的5月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正式提出了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倒蒋的方案。方案说，政变目的乃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的所有重要官员，由孙立人掌控全部军权”，这些工作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政变后的政治真空则由美国调集官员去填补，三天之后，美国派出一批最能干的官员到台湾充任政府的顾问。5月3日腊斯克呈交迪安·艾奇逊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武装支持岛上的领袖，他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

从1951年初起，一直到1955年初，蒋介石愈发对孙立人感到不满，其间主要牵涉到两件事，一是任命孙立人为参谋总长的安排，一是对美国介入金门军事部署的不满。孙立人从1950年3月起担任陆军总司令，直到1954年6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大约从1951年年初起，孙立人多次提出辞职，蒋介石或勉为慰留，或不满痛斥，或推脱不决，主要是因为他认定孙立人想要任参谋总长，想要掌控军权。

1955年6月初，蒋介石准备在台南屏东阅兵。5月28日，蒋获情报说孙立人欲借阅兵发动兵变。6月6日，“总统府”卫队在阅兵前抵达校阅广场警戒，并检查现场。原定参加检阅部队被重新整编，阅兵时间被推迟，两栖作战演习亦被取消。当局称孙立人的老部下郭廷亮、江云锦等预谋在屏东阅兵时配发实弹，发动“兵谏”，因预谋不慎而被告发。台湾保安机构逮捕了郭廷亮等一百多名官兵，随后孙立人被监管侦讯。8月3日，台湾报刊登出孙立人的“辞职书”，20日，蒋介石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谍”与“密谋犯上”的罪名，革除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对所谓“孙立人兵变案（郭廷亮匪谍案）”之调查，最初由陈诚为主任委员，与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亦称“九人小组”），负责调查。另外台湾“监察院”也由陶百川、曹启华、萧一山、王枕华、余俊贤等“五人小组”自行发动调查。据称，当“九人小组”和孙立人谈话，孙立人曾提到，当年美国人要他执掌台湾军事，拒绝蒋介石来台。他称：“我如果真有私心，当时就可以做了，何必等到当参军长时没有一兵一卒才乱搞？这连三岁小孩也懂。”孙立人还曾脱掉上衣，展示出弹孔累累的身体，使得王宠惠、王云五、许世英都很感动。

同年10月，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主犯是“共谍”郭廷亮，孙立人对“共谍”失察，客观上被“敌”利用。20日，“中央社”电台播放全文。同日，蒋介石出具手令，说孙立人“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于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蒋介石随即将孙立人送往台中软禁，其部属亲信被调离军职或查办，受牵连者达336人。

在“孙立人案”的调查过程中，台湾“监察院”陶百川等“五人小组”的调查结果与“九人小组”差异甚大。“五人小组”认为郭廷亮等确系主张军事改革，但绝无兴兵叛乱之情节。所谓遭人检举，乃属国军内部派系构陷，不足为凭。孙立人对此应毫无责任。“五人小组”调查结果因与“九人小组”差异过大，调查期间遭到情治部门跟监，最后仅在院内会议秘密报告后即以极机密封存，不再公开。而与此案密切相关的郭廷亮此后或关押于绿岛，或遭严密监控。郭廷亮获得假释后，返台积极参与“翻案”运动。1991年11月16日，他从台北乘火车南下，拟赴台中孙宅，祭悼孙立人逝世一周年。却在回家拿西装时在桃园中坜火车站离奇死亡（据说郭廷亮是在月台上跳车身亡，但台北长期研究“孙立人案”的学者朱浤源经过调查，并经医生判断，认为郭廷亮系在车厢内被人重击，晕死后被丢到月台上。此说2012年为知情人、原驻印军印缅抗日战友协会理事长杨一立所证实）。

软禁生涯

1956年6月，孙立人被逐出台北市南昌路官邸，移居台中自购的向上路1段18号住宅。四周围墙高筑，有多名实为监视者的“副官”陪侍。住宅右后方，即为情治人员驻台中的办公室。自此，对孙立人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软禁长达33年。孙立人在事实上失去自由，连长女孙中平在台湾清华大学的毕业典礼，都未获准参加；蒋介石去世，孙立人要求去灵堂行礼，也不被允准。

孙立人被软禁的最初两年，连薪水都没有。有一段时期，孙立人只能靠自己种水果和夫人卖水果补贴家用。在软禁中，孙立人有时会愤慨地和别人说：“他们凭空捏造欺骗人的事，就叫我打落牙齿和血吞。”有时则高声朗诵屈原诗“世溷浊而不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用以泄愤。有时则直斥当局“为了要整我，先编造‘兵变’陷害不成，再来个‘匪谍案’”。在此期间，孙立人命秘书拟过四次辞职书，均被退回。当局强行要他承认某些责任。

孙立人被软禁后，其子女和孙子为恢复孙立人的自由不断奔走呼号。一些民选的“立委”也经常向当局质询他的近况，要求恢复其自由，加上孙立人本人积极主动地争取，终于如愿以偿。

1983年5月，孙立人自清华大学毕业满60周年，虽未能前往，但台湾清华大学派杨觉民教授登门赠送纪念金牌。杨觉民随后发表一篇文章，讲述孙立人近况，这是孙立人被软禁28年来第一次公开见诸报道。1986年，《孙立人事件始末记》一书正式出版，首次详细叙述“孙立人案”的全过程，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总统令”，台湾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随后以原新一军参谋长舒适存为首的十位将军发起组织了“印缅远征军联谊会”，为孙立人平反而努力奔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 “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2月，孙立人的家人联系《自立晚报》记者李文邦到家中访谈，“孙立人案”真相随即发表。自此，“孙立人案”成为媒体报章关注的焦点新闻，要求恢复孙立人清白和荣誉，公布“监察院”五人小组调查报告的社会呼声和压力越来越大。3月20日和27日，曾在孙立人麾下担任过师长的“国防部长”郑为元两度亲往台中拜访孙立人，表示今后孙立人有行动和言论的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地方，见任何朋友。3月31日，由孙立人的义子揭钧代笔，向外界发表书面谈话，表示“三十三年，各界没有把我忘掉，尤其是我的袍泽们，在极困难的环境中为还我清白而奔走”。对此，孙立人“致十二万分之谢忱”。他声称这并不是“翻案”，亦绝非为一种“反对政府”的行动，而是盼望当局“了结一件历时三十多年的悬案”。4月8日，警卫人员撤离。5月，台湾当局解除了对孙宅的“监护”。自此，孙立人重获自由。

高寿病逝

1988年，孙立人的旧部潘德辉回乡探亲，孙立人委托他到安徽庐江代为祭祖。经过查访发现，其祖坟早在“文革”时就被挖掉了，但潘德辉还是代孙立人举行了隆重的扫墓仪式，并拍照带回。孙立人看到照片，激动地要向潘德辉行跪拜大礼。1990年，潘德辉再度受孙立人委托，回乡洽商墓地迁葬事宜。返台后，孙立人已处昏迷状态，喃喃地说：“为什么到今天才回来，我等你好久啊！”随即又陷入昏迷。同年11月19日上午11时15分，孙立人在台湾台中向上路的家中病逝，享年90岁。

关于孙立人的临终遗言，有“我是冤枉的”（台中荣民总医院医生沈瑞隆说）、“我对得起国家”与“还我清白”等多个版本，还有的说法是他希望能归葬广州马头岗，新一军印缅抗日战亡将士公墓，与自己当年的将士们一起同眠。孙立人逝世后，台湾各界人士及亲友旧属前往吊唁者络绎不绝。公祭前夜，有上千人为其守灵。李登辉、郝柏村、严家淦、李元簇等政要致送挽联，宋美龄送了花圈，“国防部长”陈履安及军方代表、各团体及昔日袍泽旧属、亲友近万人参加祭奠。据台湾学者许逖描述：“孙立人将军的丧礼确是倍极哀荣，……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李登辉还颁发“国家褒扬令”，表彰孙立人的一生功勋。

身后平反

1998年，应孙立人旧部与家属奔走要求，台湾“监察院”对“孙立人案”重开调查。2001年1月8日，在多方努力下，台湾“监察院”终于正式公布《孙立人将军与南部阴谋事件关系案》调查报告，证明孙立人案纯系被阴谋设局的假案，应还当事人以清白。“行政院长”张俊雄到孙府代表台当局向孙立人的家人表达慰问之意。

2014年，台湾“监察院”因发现郭廷亮在1955年6月14日所写的《自白书》有若干疑点，有厘清的必要，重启对郭廷亮以及陈诚等九人调查委员会和“孙郭案”有关人员历年监管情形等三个问题的调查。同年7月，李炳南、马秀如、余腾芳、赵荣耀完成并公布对第一案和第二案的调查。台湾“监察院”承认郭廷亮当年遭刑求被迫写下自白书，“假藉长官名义为匪工作”，其实他不是“匪谍”。这项调查间接为孙立人平反。2015年8月，陈小红完成并公布对第三案的调查。

主要影响

军事活动

孙立人是抗日战争期间的著名将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率部参加淞沪战役，力挫日军，身负重伤。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对日作战。4月，克复仁安羌，取得入缅作战第一次大捷。5月，在完成掩护英军退却任务后，率部进入印度境内整训。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率部参加缅北反攻战。在前后两期的攻势作战中，新1军先后击溃日军第2、第18（曾补充15次）、第49、第53、第56等五个师团和34独立旅团，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17万多人），占日军缅甸方面一半的兵力。歼敌33082人，其中包括两个联队长；伤75499人，俘虏大尉以下官兵323人；缴获步枪7938支，轻重机关枪643挺，大炮186门，汽车552辆，火车头及车厢453节，坦克车67辆，飞机5架，占领仓库108所，获得金属器材两万余吨，占领公路646英里，铁路161英里，解放被日军占领区域5万平方英里（近13万平方公里）以上。中国远征军的海外作战，大大缓解了太平洋战场反攻的压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和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

1950年，孙立人在台当局担任陆军总司令后，以美式的训练和新一套领导干部为主体，对陆军进行改革，大办军官训练班，淘汰在大陆时的残兵败将，推进军队的现代化。此外，他在短短四五年，共训练军中干部达466342人，比较全面地培训了去台各方面的军官，稳定了军心，适应了当时两岸军事对峙形势的需要。

军事思想

孙立人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应宋子文之邀任财政部税警特种兵团团长，自此开始了练兵生涯。其军事思想如下：

（一）中国本位之建军理念

孙立人认为军队代表国家，代表民族精神，因此极为重视建军之理念。他曾详细阐释这一理念说：

社会上有部分的人士，认为我是一个美国留学生，说到我们训练部队的方法，都采用美式，这是一种误会，对于这一点，我须慎重地说明，我对建军这一个问题，我从不赞成摹仿他人、我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是‘中式’的，也就是中国本位的。科学与技术，我是主张取法外人的，无论那〔哪〕个国家的长处，我们都可以拿来，将它研究消化融会，使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至于精神则绝离不开我们自己的国家历史、文化的背景。

孙立人有一套长远的建军计划，“采取各国陆军训练的优点，配合中国传统的精神，……以科学的教育方法，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达到教育的要求”，而且“（训练军队）不能仍照过去办法完全抄袭摹仿，应该是撷长舍短，融会贯通，建立一个民族本位的建军理想”。

孙氏“根据多年的观察，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出来的事实”。将世界军事分为英美派系和德日派系，它们各有长短。而中国人兼具“英美系的活泼、自动，和德日系的严肃、整齐、精确的优点”再加上本民族固有的美德，即“吃苦耐劳和不怕死、肯牺牲的精神”，这一点尤其重要，“是军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为现代世界其他强国的人民所不及”。抗战时三十八师在都匀训练，孙立人即以上述英美、德日军队的优点加以操练、实验，在战场上立见奇效。如在仁安羌大捷中，孙立人部击溃十倍于己的日军，完成解救任务。“当时孤军深入，携带弹药极少，如果不是军容严肃、行动敏捷，便容易被敌人溃破实力，或是射击不精确，便有弹尽力竭之虞。二者有一，便会全军覆没”。这些皆得益于平时正确的建军理念融入练兵实践中。

正因孙立人整军有方，并不适应丛林作战的中国军队“都能始终保持旺盛活泼，自动自发的精神，一个连、一个排甚至一个班往往单独遂行任务于数十里乃至百里之外”。娴熟的军事战略、战术，再加上中国军队特有的刻苦耐劳的精神，在印缅战场上获得英美官兵的普遍尊敬。孙立人对此颇为自得，“我们部队到那里，他们就以为那里有了保障”。中国军队终于扬眉吐气，一扫多年的萎靡积弱之象。

（二）惟诚惟拙，身体力行

无论建军、练兵，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孙立人非常重视军官的培养训练，他说：“建军之要务则在优越干部之培养，军事教育之改进”，“练兵必先练将，盖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孙立人在军中创办干部教导总队，在长沙开办干部教练所，收容原税警总团的归队军官及其他部队前来报效的军官，编为军官队，进行短期训练课。另在长沙招考各地流亡学生及在邻省招考有志从军的中学生，编为学生队，接受严格军事教育。因“青年多富有热忱、血性、坚毅信心、勇敢精神”。这批学生军毕业后成为军中的骨干。

后教练所扩大编制，设有军官队、军士队及学生队。军官队、军士队皆为抽调尉官及军士轮流受训，每期三个月毕业。孙立人自兼所长，另设专职教育长负责教务。每期学员在毕业前，他亲自逐个问话，以了解每人的长处。为增强幕僚人员之专业技能，又在教练所设有专修大队一期，分为参谋、军需及战术三个区队。选调队中团附、营附及参谋人员人参谋队，与军需业务有关之军佐人员入军需队，成绩优越之毕业员生再入战术队深造。该大队学习完全以学科为主，并聘请炮兵学、陆大出身之教官来大队授课。

孙立人练兵，尤重“精神教育”，认为“精神教育是在培养我们军人的品德”。他在军中历次讲演反复强调全体官兵应严格按照“义勇忠诚”军训标准身体力行，义即“发挥慷慨牺牲之精神”；勇即“贯彻其实现主义之决心”；忠则持之以恒，防止“中退变志”；诚则不能“自欺”。

孙立人特别强调“练将之道，精神与学术并重”，“以战斗为主眼，战胜为依归”。而道德学问，两者并重，不能偏废。为达到这一要求，全军官兵必须要持之以恒，身体力行。孙立人指出：“有恒为成功之路。有恒心先须有信心。……不论求学，就业，以及立德、立言，无不以此为始基。”为此，孙立人特在军中订立六戒：①戒赌：以免废时、误事；②戒嫖：以免损害身体；③戒贪财：须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④戒虚伪：以忠诚为天下倡；⑤戒骄惰：将骄、兵惰，是军中大忌；⑥戒扰民：切记一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孙立人一生服膺曾国藩，随身携带《曾胡治兵语录》。他常引曾国藩“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教育官兵：“在精神方面讲求一个‘诚’字；在技术方面讲求一个‘拙’字。所谓‘诚’字，就是开诚布公，真诚相见，没有欺骗，没有虚伪，做到上下一心。所谓‘拙’字，就是不投机，不取巧，老老实实，平平常常，没有一点花样。”孙立人自认“带兵二十年来，都是一贯的本着‘诚’与‘拙’两个字的精神，训练部队，事实证明我的训练方法，并没有做错”。

针对军队中普遍存在着功利、浮嚣之风；官兵离心、兵无斗志，孙立人急待通过精神教育唤起士兵爱国热忱和男儿血性，他反复强调：“尤其是戒伪一项最为重要，这必须从忠诚两字做起；要忠诚为国、忠诚于职责、忠诚对长官、忠诚对部下、忠诚对自己，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以忠诚为出发点，一切才有成就，才不落空。”他要求每个士兵必须做到“力戒浮嚣浅薄之风，本崇直务实之心，埋头研究，以求真知。……于任何事业上，绝骄慢习气，有谦和态度，有服务志愿，无享受私欲，立之以信，行之以恒”。

经过孙立人“笃诚笃敬，身体力行”的大力提倡，全军军纪、军容严整，上下团结一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

（三）以体育精神，培养军人的武德

作为在清华读书时的运动健将，孙立人把体育竞赛引入到军队正规训练当中，是孙立人的一个创举，“不仅在中国事属创举，就在世界各国也是史无前例”。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受美国人酷爱体育运动的影响，强调“体力是战斗力的原动力，体力充足，动作灵活是从事战斗的起码条件”，因此“必须特别着重体育训练，……把体育训练作为军事教育的基础”。

早在任团长时，孙立人即已开始在军中实施体育训练。因为国民积弱已久，体质素来偏弱，学校体育，大多形式化，从军的多是学校文弱书生，和从事刻板劳作的农民，“身体得不到均衡发展，动作呆滞，不能适应军人机警和灵活的需要”，所以“每一个官兵必须施以严格的体能训练，来增进他们的健康，充实他们的体力，灵活他们的动作。这是军中体育最基本的一点意义”。

在贵州都匀练兵时，军中特别设立了“体育处”，与参谋处、军需处等并列。体育训练与军事训练合为一体，“军中体育训练的项目与战斗技能的需要是一致的”，如超越障碍，枕木运动、接力运动等都与战斗动作有关。部队每季度举行一次盛大的运动会，将很多体育项目引进到体能训练中来，“寓战斗训练于运动游戏之中”。如400米跑，3000米障碍跑，由留美的体育理论专家主持，孙立人亲自主持开幕式，并参加各项竞赛项目，还带领全团官兵游泳。全体官兵受到莫大鼓舞。士兵要想升级，体育成绩必须出色。孙立人亦获得了“体育名将”的雅号。即使在条件艰苦的兰姆伽训练新1军时，军营内篮、排球场和器械设施都比较标准齐全，经常举行球类、田径比赛。酷爱体育运动的孙立人也常亲自上阵，参加比赛。

孙立人如此重视体育训练，因其“不仅能锻炼人的体格，更能改造人的精神”。他认为古希腊的强盛，正是因为重视体育的结果。所以军中体育训练，“除了增强战友们体格，使能适应军事而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使全体官兵都能具有体育的精神，那就是‘当仁不让，胜不骄，败不馁，互助合作，协统一致’”，能够“提高士兵愉快情绪，使其在活泼、高兴、快乐中达成艰巨任务”。这种精神“对军队的团结协作尤为重要，体育精神的涵养，可以培养团结合作，互助勇敢，奋斗牺牲各种美德”，最终达到“加强军人的人格教育，培养军人的武德”。

经过十年（1932年—1942年）的艰苦训练，到入缅作战前夕，孙立人所部全体官兵已基本达到其提出的“军人五要”，即“铁一般的体力”；“有钢一般的毅力”；“高尚的道德和敏慧的智力”；“勇敢牺牲的精神和决心”；‘铁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为他们在战场上杀敌制胜打下了良好的军事素质。

历史评价

美国政府在授予孙立人勋章的颁发颂词中写道：“中国孙立人中将，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苦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的指挥歼灭强敌，解救英军第1师之围，免被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移，于千辛万苦之中，转战经月，从容殿后，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8月，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在同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会谈中，向宋子文建议道：“所有的，包括史迪威的报告，都指出你们在雷多前线的孙将军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官。能让他不要只是做雷多前线的指挥官吗？”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曾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中国美军指挥官的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对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分析国民政府局势时认为，“军事形势的恶化，并不完全由于弹药和供应品的短缺，还在于中国指挥官们能力太差”，“例如杜聿明将军是中国东北部队的总指挥，可是他完全不能胜任，孙立人将军虽然有些偏执，实际最适合于这个职务”。

蒋介石在1951年到1955年的日记记录中，始终认定孙立人恃美以自重，这一根深蒂固的厌恶，导致他对孙立人的既不能欣赏，也不能持平以对，因此在日记中对孙立人充满扭曲与不满。如在1950年6月26日，蒋介石以孙立人近日行动颇多疏失，自记：“严诫孙立人阳奉阴违及招奸泄机各种不法行动，如其不改则以不再用之意告之，姑视其果否悔改耳。”6月30日又记：“立人自告奋勇，跃跃欲试（指他与艾伦·G·柯克上将等美国将领及情治人员接触时颇为积极），惜其精神、品格与思想，皆令人忧虑耳。”10月20日又记：“立人胡涂，毫无政治脑筋，更无革命精神与志气。”在1955年，蒋介石甚至于《上星期反省录》中斥骂孙立人道：“此人既无丈夫气，亦无军人魂，可说毫无人格，只知恃外凌上、恶劣成性之汉奸，实为张学良之不如。”

在“孙立人案”调查开始之前，台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曾对来美商议处理问题的“外交部”次长沈昌焕表示：孙立人“在美国有很高的声誉”。

张发奎晚年时认为：“恃才做物是孙立人失势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为美国人支持他，以至得意忘形。然而，美国人是不可靠的，孙立人的矜才使气使他得不到蒋先生的信任。”

曾长期在孙立人身边任书记、秘书的成诗璇回忆道：“孙立人将军，以传奇式人物著称于世，……孙将军治军严格，对官兵仪容和驻地军容，均一丝不苟。……孙立人将军学识渊博，通晓外文，掌握英、法、苏、意等国语言。……孙立人将军重视体育，素有体育名将之称。……孙立人将军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崇尚自由。”

孙立人的清华同班同学吴文藻常说，他的清华同学中出了“一文一武”，“文”就是梁实秋，“武”便是孙立人。

冰心在孙立人去世后作诗悼念道：“风云才略已消磨，其奈尊前百感何。吟到恩仇心事涌，侧身天地我蹉跎。”

刘宜良在《蒋经国传》中提到：“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他和他的同僚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即可避免，因为总统已经在场。”

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说：“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头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后来，李敖在演讲中表示，“没人会否认孙立人一辈子忠心爱国”，但他生不逢时，赶上了蒋介石的时代，被牺牲掉。

在孙立人诞辰11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表示，孙立人将军一生自律、治军严明，且文武全才，其在印缅战区指挥的仁安羌大捷和反攻缅北，不但让中华民族赢得英、美等国的尊重，也为之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光复台湾产生重要影响。而早年来台时曾受孙立人照顾的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法师则在现场回忆了他与孙立人夫妻的往来故事。星云法师表示，孙立人对中华民族贡献很大，两岸中国人都应感谢他。

人物荣誉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因仁安羌之战的表现，被蒋介石颁给四等云麾勋章。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被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不列颠帝国勋章（司令级勋章），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外国将领。同年，得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颁发的丰功勋章。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2月31日，因在缅北滇西战役的表现，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此外，孙立人还曾获得民国政府的忠勤勋章、抗战胜利勋章、四等宝鼎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章，美国的银质自由勋章，英国司令官级大英帝国勋章。

美国普渡大学曾拟邀请孙立人于1954年来校访问（孙立人毕业于该校的土木工程学系），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但因蒋介石阻扰，最终孙立人未能成行。

轶事典故

通晓外语

孙立人通晓外文，掌握包括英、法、苏、意等国在内的多国语言。每次外宾来访，他都能做到对答如流，毫无倦容，使外宾异常惊讶。时人回忆称：“众多喝过海水和吃过洋面包的袍泽，都喜爱和他用外语交谈。”

尊重传统

孙立人早年留学美国，平素生活颇为严谨，爱穿军装和西服，很少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有的人认为他思想西化，但其实孙立人“是一个极尊重旧文化传统的人”。他的堂妹回忆，孙立人每次回家见长辈，均行叩拜大礼，每逢父母生、忌日，均隆重祭祖、磕头，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

心念战友

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参加了广州受降典礼。等到典礼一结束，他立即着手筹建新1军公墓，公墓选址广州白云山麓马头岗之阳。为修建公墓，孙立人动员全师官兵捐出一个月的薪饷。新一军有三个师外加一个直属单位，合共5万多人，每人捐出一个月的薪水，向广州市地政机关购买了马头岗10.05公顷的土地。得知修建新一军牺牲将士公墓，广州一众贤达又主动捐献了约合35.5公顷的建设用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9月6日公墓落成，孙立人主持公祭大典。他臂缠黑纱，胸佩白花，神情凝重地站在碑前宣读祭文：“余忝长军奇，于奏凯归来，招魂随旆，同返中原，永享春秋，长安窗梦。追忆患难之情，思英灵而何极，悠悠天地，可与垂庥。”

孙立人还为安葬在此的4543名新一军烈士送上了挽联，联书：“立马望南方，故垒迷离，每怀野火残烽，战血长随伊水碧；提师归故国，疮痍满目，忍看孤儿寡妇，忧思独共白云深。”在公墓纪念塔东侧，孙立人也为自己预留了一块长3米宽1.5米的墓地。他曾留下遗言：“死后不进国家忠烈祠，要与印缅抗日战亡将士葬在一起。”

到了晚年，孙立人仍无法忘记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将士。据孙立人的次子孙天平回忆：“1982年，亲戚们鼓励父亲写一些口述史，他开始详细讲述过去的事情。我到美国念书前一直帮他记录这些事。”孙天平说，父亲的口述史讲到抗战中牺牲的士兵们，常忍不住落下泪来，“他（孙立人）常说那些士兵就像他的孩子。”

人际关系

亲属

据《龙舒孙氏宗谱》《重印龙舒孙氏宗谱序》记载，舒城孙氏缘起于战国时军事家孙膑，传至四十世孙万登，举家迁于徽州休宁县。后传至孙氏迁徽第三十三代孙正仁，又举家迁居庐州府舒城县。到清末时，孙立人的曾祖父孙观成为淮军的重要成员，曾任直隶布政使。孙立人的大伯孙浤泽是台湾巡抚刘铭传的重要幕僚，后任台湾沪尾海关监督。

孙立人的父亲孙熙泽，是光绪甲午科的举人，晚清民国时官任登州知府、山东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总统府咨议，为段祺瑞政府的重要文职人物。后从事教育，曾任北平中华大学校长。

兄长：孙同人，字伯京，先后任过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秘书、中央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总务组长，解放前死于日本。

弟弟：孙衡人，字叔平，一生大半时间操持家务，解放后在蚌埠去世。

龚夕涛（？—1981）。合肥人。因二人婚姻属家庭包办，加之长期军旅生涯，孙立人对龚夕涛没有多少感情。龚夕涛长期侍奉孙立人父母，直到两位老人过世，对孙立人从无怨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孙立人从东北回南京开会，与她见了最后一面。解放后，龚夕涛寄居在哥哥家，仍帮孙氏家族带小孩。曾任合肥青龙场妇女抗日动员会理事长。1981年在合肥病逝。

张晶英（1913—1992），即张清扬。教会学校中长大，个性独特，性格豪爽。1930年，张晶英高中毕业，与孙立人在上海结婚，曾随丈夫四处奔走，后前往台湾，开始礼佛并传播佛学。晚年奉佛终生。

张梅英，一作张美英。台湾高雄人，护士学校毕业，应征为孙立人家中的家庭护士。张晶英因一直未能生育，主动安排孙立人纳其为妾。孙立人膝下二子二女皆为她所生。

长女孙中平（1952—），台湾清华核子工程系毕业、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

长子孙安平（1954—），台湾中原理工大学物理系、台湾清华物理研究所物理学硕士毕业。在美国硅谷经商。

次子孙天平（1956—），辅仁大学数学系、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电子计算机工程硕士、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毕业，2015年以台湾代表人士、著名抗战将领后人的身份，在北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及相关纪念活动。在上海一家企业工作。

次女孙太平（1958—），新竹清华大学化学系、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毕业。是杜克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揭钧、胡德华

师友

蒙师：宋执中

同学、友人：吴文藻、冰心（谢婉莹）夫妇，梁思成，星云法师

主要作品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有《孙立人言论选集》（2000年）。

后世纪念

纪念场馆

孙立人故居坐落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金牛镇旁，金牛山半山腰处，坐北朝南，是一座晚清风格的小四合院，是孙立人24岁结婚时的住处。五进四庭院，每进11间，坐北朝南，占地面积达数十余亩。整个建筑木架结构，青砖小瓦，室内门窗户扇均为徽雕。其梁枋、斗拱、平盘斗、隔扇、梁脐等木构件，多用各种云纹、花卉图案组成，墙基、廊檐及庭院天井地面，均铺设着石板、石条。解放后，地方政府将孙宅改建为学校，其他建筑均拆除，但当年孙立人结婚居住的第三进11间房屋及其室内的陈设至今保存完好。2012年，孙立人故居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省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孙立人将军纪念馆位于中国台湾省台中市向上路和民生北路交叉路口。原为军方官舍，后成为孙立人被拘禁33年的故居。2010年11月21日，纪念馆举行揭牌仪式。许多孙立人当年的部属从台湾各地涌至台中，也有居住在大陆的旧部属专程来台参加纪念馆开幕。纪念馆占地约800坪，一栋日式房舍白墙黑瓦、淡蓝窗格，屋侧、屋后则是庭院。

纪念机构

中国安徽省及台湾省分别有“庐江抗日名将孙立人研究会”与“中华孙立人研究会”。

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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