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

五代十国时期李昪的建立割据政权

南唐（937年—975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李昪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定都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传三世历一帝二主，享国三十八年，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

国号

昪元元年（937年），徐知诰代吴称帝，国号“齐”，史称“徐齐”，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号江宁府，改年升元。次年，徐知诰改姓名为李昪，以扬州府为东都，旋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中兴元年（958年），李璟去除帝号，称国主。

南宋陆游曾编纂《南唐书》。清人陈鳣编撰《续唐书》，本乎明陈霆《唐余纪传》之旨，以为后唐、南唐两朝，复兴唐祚，下启宋朝，应当作为五代十国之正统所在。

历史

徐氏擅权

唐末天下大乱，藩镇割据混战。其中，杨行密掌握的淮南镇是当江南最具实力的藩镇。但在其子杨渥嗣权位后，政治混乱，人心不稳。大将徐温通过权力斗争逐渐独掌大权达20年之久。其间杨氏虽有立国称王（所建之国史称杨吴）但不过是徐氏控制下的傀儡。天祐九年（912年），徐温升任行军司马、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天祐十二年（915年），封徐温为齐国公、两浙都招讨使，始镇润州。留其子徐知训为行军副使，专擅朝政，但朝廷大事由徐温遥控。天祐十四年（917年），徐温迁治金陵。后徐知训被朱瑾杀死，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李昪）从润州先入广陵，得专政事。

武义元年（919年），杨隆演称吴国王，任命徐温为大丞相，徐知诰（李昪）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顺义七年（927年），徐温去世，其养子徐知诰接掌了他的权力，以大丞相，齐王身份掌握杨吴实权。同年，扶吴主杨溥称帝，但实权仍在徐知诰手中。徐知诰一方面对杨氏旧臣竭力怀柔，“高位重爵，推与宿旧”；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持自己的势力。大力招徕、奖拔北来士人。大和三年（932年），徐知诰担任镇海、宁国节度使，出镇金陵，并沿用当年徐温的做法，任命儿子徐景通（李璟）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将他留在广陵辅理朝政。

南唐立国

在杨吴后期，著名的北方人士如韩熙载、常梦锡、马仁裕、王彦铸、高越、高远、江文蔚等，都在此时聚集于徐氏身边。其次，江南一带的著名人士如宋齐丘、陈觉、查文徽、冯延巳、冯延鲁、边镐、游简言、何敬涂等，也在此时由徐知诰提拔起来。经过10年苦心经营，徐知诰不仅完全获得了杨氏旧臣的支持，而且触合了北方人与江南人两大势力，所谓“羽翼大成，伸佐弥众”。最后徐知诰在辽天显十二年（937年）废吴王杨溥，登上皇位，国号大齐，年号昪元。“上下顺从，人无异意”，“国中夷然无易姓之戚”。

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昪，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他为唐高祖、唐太宗立庙，追尊父祖四代为皇帝，自言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为四代祖，追尊为孝静皇帝，庙号定宗；曾祖李超为孝平皇帝，庙号成宗；祖父李志为孝安皇帝，庙号惠宗；父亲李荣为孝德皇帝，庙号庆宗。改奉徐温为义父，并对徐氏子孙大加封赏。改金陵府为江宁府，以府治为宫，以城为都。以金陵为国都，以原来的杨吴都城扬州为东都。南唐是十国里面积最大的政权，此时的南唐北面、西北面与中原政权以淮河至大别山一线为界；西面与楚相隔，长江沿岸有蕲州、黄州和鄂州；南面隔南岭与南汉分界，东南面，早期的南唐隔武夷山与闽国为邻；东面与东北面，在苏州、无锡一带与吴越国相望。

南唐立国后，烈祖李昪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休兵罢战，敦睦邻国，甚至于当吴越国发生大火，宫室铠甲几乎烧尽，将领们纷纷建议乘机攻取，扫除后患之时，他仍然坚定地不施侵略，还让使者送金币前去慰问。同时结好契丹以牵制中原政权。江南地区于是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社会生产逐渐复苏并迅速发展。同时，政府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鼓励商业。商人以茶、丝与中原交换羊、马，又经海上与契丹贸易。在手工业方面，南唐的纺织业、印染业、矿冶业、制茶、造纸、晒盐、造船、金银陶瓷、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仅产量高，而且工艺精细，涌现出许多名产上品。

烈祖的“息兵安民”国策，造就了江淮地区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南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南唐也是一个艺术的王朝，它在文学、美术、书法、音乐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卓绝的成就。李昪设太学，兴科举，广建书院、画院。安定、富强的南唐，成为饱经战乱沧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栖身之所。江北士人多流落至此，“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风”。“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南唐的社会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国甚至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割据政权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军事方面，李昪坚持自守，为时机成熟攻时中原不受邻国牵制，因而不轻易与邻为衅。

开疆拓土

升元七年（943年），烈祖李昪驾崩，子李景继位，改名李璟（916-961）即南唐元宗，有保大、中兴、交泰三个年号。这段时期南唐与吴越间战火频发，而吴越国的军事行动往往与中原政权互相呼应。此时南唐的邻国闽也正在内战。

保大二年（944年）二月，闽将连重遇、朱文进弑杀其君王延羲，朱文进自立为帝。李璟乘乱派查文徽及待诏臧循发兵攻打闽的建州。在建州称帝的王延政听说南唐要入侵，派人欺骗福州守将说：“南唐军帮助我征讨逆贼。”福州百姓和守将们相信了他的话，于保大三年（945年）杀死朱文进等人向王延政归降，王延政恢复原先的国号闽，派侄子王继昌镇守福州。查文徽屯兵建阳，福州守将李仁达杀王继昌自称留后，泉州守将留从效也杀刺史黄绍颇，并送钱物给查文徽。

同年八月，查文徽乘胜攻克建、汀、泉、漳四州，王延政战败投降，闽国灭亡。李璟从闽的土地中分出延平、剑浦、富沙三县设置剑州，迁王延政全家到金陵。以王延政为饶州节度使、李仁达为福州节度使、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南唐虽然灭了闽，但并未完全统治闽地，残余势力仍在。李仁达以福州附吴越。原闽将留从效驱逐南唐在泉、漳二州之驻军，占据该地，但仍向南唐称臣。留从效及其后继者陈洪进占有泉、漳二州直至北宋建国之后。同年，契丹攻陷后晋京师，中原无主，而李璟正因陈觉等疲兵东南，无暇北顾。

保大九年（951年），楚国内乱，楚王马希广被其兄马希萼杀死，马希萼称臣于南唐，不久马希萼又被其弟马希崇推翻废黜。这时中原处于后汉、后周朝代交替的混乱之季，李璟见有机可趁，派皇甫晖出海、泗诸州招纳正相互混战的各路豪强武装和因战乱四散的流民从军。十月，南唐发兵灭南楚，除南部数州为南汉乘机占有外，楚地全归南唐，这时南唐的幅员达到巅峰，据有今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和湖南大部或部分地区。但南唐军还未站稳脚跟就在次年十月被楚将刘言起兵击败，后刘言被其部下周行逢和王进逵杀死，周行逢及其子周保权又先后统治湖南，楚地得而复失。

退缩衰落

主词条：周世宗攻南唐之战

保大十三年（955年）至交泰元年（958年），北方后周政权三度攻打南唐，南唐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不利局面。寿州一战，后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周军势如破竹，遂攻占泗、濠、楚等州，唐军一溃千里，淮河水军全军覆没。李璟上表柴荣自请传位于太子弘冀，请划江为界，南唐尽献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两县。同时，南唐奉周正朔，用其纪年，去除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南唐自此一蹶不振，为避后周锋芒，李璟迁都洪州，称南昌府。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璟驾崩，因其长子李弘冀已亡，其六子李煜（初名从嘉，937-978）继位，复都金陵。此时的南唐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经济上，自淮南战败后，南唐每年要向中原缴纳高额贡奉。

南唐原先地跨长江南北，江南北之间的经济有互补性，如江南乏盐，而江北产盐。而失去淮南后，南唐失去了重要的盐产地，自此要花巨资向中原政权买盐。财政因之日益窘迫，使南唐政权不得不加重赋税，以至怨声载道。南唐辖境之的人民对李后主时期繁重的赋税记忆深刻，直到北宋统一之后许多年，还在提起当年的南唐连鹅生双子、柳树结絮都要课税。南唐后期的政治也日益混乱。

随着新主登基，朝廷内部新一轮的党争开始了。当宋军从周围步步紧逼时，南唐仍陷于周而复始的内争中，人心涣散。李煜善文词，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便把国政托付给做太子时的幕僚张洎。

降号称臣

乾德元年（963年）四月，泉州副使陈洪进废张汉思，自称留后，李煜就以陈洪进为节度使，以维持泉州对南唐的隶属关系。七月，李煜奉诏入京面见宋太祖。十二月，李煜上表宋廷，请求罢除诏书的不名之礼（李煜继位后，尊奉宋廷，故宋对南唐的诏书不直呼李煜的名讳），改为直呼姓名，未得许可。

乾德二年（964年），任韩熙载为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主持贡举；又命徐铉主持复试。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丕吊祭，李煜亦遣使入宋，献银二万两、金银龙凤茶酒器数百件。

乾德四年（966年）八月，李煜遣龚慎仪持诏书出使南汉，相约臣服宋朝，龚慎仪至南汉，被扣留。开宝四年（971年）十月，宋太祖灭南汉，屯兵汉阳，李煜非常恐惧，遣其弟郑王李从善朝贡，上表奏请罢除诏书不直呼姓名的礼遇，宋太祖同意，但扣留李从善。同年，有商人告密，宋军于荆南建造战舰千艘，请求派人秘密焚烧北宋战船，李煜惧怕惹祸，没有批复。时国家形势紧迫，李煜忧心似焚，每天与臣下设宴酣饮，忧愁悲歌不已。

开宝五年（972年）正月，李煜下令贬损仪制：下“诏”改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御史台改为司宪府，翰林改为文馆，枢密院改为光政院；降诸“王”为“公”，避讳宋朝，以示尊崇。元宗时，虽臣服后周，但金陵台殿皆设鸱吻（殿脊的兽头）；乾德年间，宋朝使者到来，李煜就撤去，使者走后再复原；至此，遂撤去一应器物，不再使用。太祖晋封李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并在汴阳坊赏赐宅院，暗示李煜入京降宋；李煜遣户部尚书冯延鲁为李从善所受封赐道谢，冯延鲁入汴京，因病未能朝见宋太祖而返。

开宝六年（973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李煜上表愿接受北宋册封爵位，被拒。十月，内史舍人潘佑感于国运衰弱，上书极言劝谏李平为尚书令，徐铉、张洎进言“李平妖言惑众，煽动潘佑犯上”，李煜遣人收捕，潘佑在家中自杀，李平亦自缢狱中。

社稷归宋

主词条：宋灭南唐之战

北宋灭南汉后，置南唐于三面包围之中。后主李煜为自保，明臣服，暗备战，在遣使向宋请受策封的同时，将兵力署在长江中下游各要点，以防宋军进攻。

宋开宝七年（974年）九月，赵匡胤以李煜拒命不朝为辞，发兵10余万，三路并进，趋攻南唐：东路以吴越王做为昪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率数万兵自杭州北上策应，并遣宋将丁德裕监其军；中路曹彬与都监潘美率水陆军10万由江陵（今湖北江陵）沿长江东进；西路王明为池、岳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牵制湖口唐军，保障主力东进。后主李煜过于依赖长江天险，坐失利用宋军渡江时反击的机会。十月，宋军顺利渡过长江。采石、秦淮河、皖口三战，南唐屡战屡败，在长江中游的精锐兵力全部丧失。

开宝八年（975年）三月，宋军攻至金陵城下。六月，吴越军队攻陷金陵东面的门户润州。南唐都城金陵陷入合围之中，后主急召外地军队救援金陵。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十月，由江西赶往金陵的朱令赟率领的15万水军在湖口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断，成了一座孤城。而后主仍执意守城到底。围城之中的金陵，粮食乏，士气低落。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大军开始从三面攻城，南唐五千兵夜袭宋军北寨，未果。二十七日，宋军破城，李煜奉表投降。南唐遂亡，国祚38年。

疆域

范围

南唐继承了吴国的领地，并向南和西面有所扩展。五代晋汉时期，南唐拥有扬、楚、洲、滁、和、光、黄、舒、蕲、卢，寿、洵，泰、濠、通、润、常、寅、歙、鄂、升、池、饶、信、江、洪、抚、袁、古、虔、筠、建、汀、剑、漳、泉等36州。中主李璟时由于与周边各国多次兴兵。

保大三年（945年）灭闽国，疆域扩展到福建西部。南唐保大九年（951年）灭楚后，疆土扩大到今湖南和贵州东部，但次年即被逐回。中兴元年（958年），后周世宗率兵南下，南唐大败，被迫将长江以北十四州割让给后周，并且称臣，南唐疆域遂缩减于长江以南。

区划

藩镇

李昪代吴之后，鉴于唐末和杨吴时期较为频繁出现的方镇动乱和抗命朝廷的状况，遂继续保持了杨行密、徐温时期的保境安民的措施，进一步削弱武将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同时李昪本人更是在统治集团中，大范围地启用文人，一些方镇的长官也由文人出任，从人事上消除唐末以来武人跋扈专权的影响。作为地方行政制度，南唐实行节度使制度，与中原政权一样，作为地方机构的节度使制以军镇为名，设置情况如次：

原来为唐制，南唐相沿的藩镇有：润州，镇海军；宣州，宁国军；洪州，镇南军。

杨吴时期始设，南唐沿用的有：江宁府，健康军；江州，奉化军；抚州，昭武军；虔州，百胜军。

南唐时期新设的有：楚州，顺化军；泗州，静淮军；江阴县，江阴军；天长县，建武军；寿州，清淮军；濠州，定远军；建州，永安军（保大十四年，956年）改为忠义军；泉州，清源军；当涂县，雄远军（后设新和州亦称该名）；庐州，保信军；饶州，永平军；池州，康化军。

政治

中央

南唐基本上承袭《唐六典》设官立制模式，三省六部构成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作为出令，封驳，执行的三权分立。尚书省设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尚书省长官，掌全国政务，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分有侍郎、侍中、员外郎。

李昪以杨吴丞相的身份篡权，因此特别惧怕宰相权重。李昪采取一系列巩固皇权、分割相权的措施，一是不使宰相任上时间太长，以防宰相权力过重。南唐在中央设置枢密院，烈祖李昪时隶属于门下省，到后主李煜时改名为“光政院”，军政、财政的大权全归枢密院，宰相不过虚位而已，形同虚设。除此之外，南唐统治者还适应临时需要，设置一些特殊机构以处理机要政务。如南唐元宗初年，设置“宣政院”于内廷；后主时，设置“澄心堂”掌机要大权。最后，烈祖为了防止宰相专权，采取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的办法，以皇帝加强对朝政的控制。

地方

南唐的地方行政区划以州县为主，以州领县，州长官为刺史，县长官为县令，县下设场，再细化为镇、乡；另沿唐制，以监管理盐务和铁务。

南唐初袭杨吴旧壤，保大三年（945年）南取王闽镡州、建州等地，不久又灭楚，使南唐疆域大于杨吴，最强盛时达到三十六个州。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被后周取走江北的扬州、雄州、海州、楚州、和州、滁州、泗州、濠州、寿州、庐州、泰州、舒州、蕲州、黄州、光州，共十五州，六十多个县。实有两府二十一州三军。其中，雄州、剑州为南唐新置，筠州为复置州，相当于今江苏、安徽江南地区及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部分地区，南唐后期则划江为守，全在江南地区。

首都

南唐时期实行两都制。杨吴时期，以扬州为都城，后以金陵为西都。南唐建立后，也采用两都制，改金陵府为江宁府，称西都，扬州仍为东部。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李璨割江北之地给后周以后，又升洪州治所南昌为南昌府，是为南都。

法律

李昪即位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立法活动。首先，升元元年（937年），李昪“诏狱讼未经本处立决者，毋得诣圈诉，丁丑改辞状司为清讼院”，“辞状司”的改名反映了这时候的南唐社会诉讼案件的繁多，同时也表明李昪对诉讼案件的重视。

升元三年（939年）七月丙午，李昪“命有司作《升元格》与吴令并行”，《升元格》的颁行，说明李昪对格的重视。格是依据制救拟定的法律文本。三年之后，升元六年（942年）秋九月庚寅，南唐“颁布《升元删定条》共三十卷。这里称“条”也应是指律、令、格、式等内容的统称，称“条”不称“律”，反映了李昪不因循守旧的立法思想。

军事

兵种

南唐虽然偏安江南，但长期以来宣称自己是唐朝的余胤，所以南唐的军制也一直是模仿中原王朝和晚唐时期的模式，其基本编制和后周相仿，也有中央禁军、节度使镇军和各地乡兵之分。

南唐的地方部队，也就是镇军和乡兵，也和周边各政权不同。南唐各州各县都有州县兵，分由刺史、团练使、指挥使等官员统率。因此，南唐不存在方镇军队，节度使统率的镇军，也就是州县兵。乡兵则类似于今民兵、后备役。

南唐禁军一反包括后周在内的周边各国加强侍卫诸军的做法，它的六部禁军的战斗力反而比侍卫诸军强，其六部禁军的主要作用和大唐时期的神策军相似，负有宿卫和野战的双重任务。

兵制

禁军兵制，以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每厢应为两万五千人，厢最高长官为都指挥使，有正副之分，厢之上设有番号军，每番号军设有左右两厢，番号军归中央统辖。南唐禁军往往冠以雄武﹑龙武﹑神武等名号。六军置有统军、副统军、都虞侯等将官，由于地位重要，其将领往往兼领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侍中等职官。大将军、将军设置较少。可以肯定的是，南唐大将军之职有虚设的情形，主要安置降主、勋臣，具有加官性质。左右厢各置都指挥使。

对外战争

经济

农业

唐末兵燹使淮南成为重灾区，扬州被坏尤为惨烈。昔日繁华都市，“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不仅城中，“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辐数百里，人烟断绝”。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光州、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的景象。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之谓。

茶叶的生产以光州、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淮南茶，光州上”，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

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南唐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

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

手工业

杨吴时以纺织品输税，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生产，及至南唐，盛况空前。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不少人技术过人，不仅在南唐境内做工，而且在邻国也有分布。润州的锦工享有盛名，润州人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城中有三百余锦工，全是润州人，钱镠长子元瑛恐怕他们参与徐绾叛乱，宣布“王令百工悉免工作”。南唐官府里设有作坊，品种众多，数量也很大。

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可见国库藏量之巨。对封官的奖赏，也多奖励帛品。监察御史张宪上书，李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纺织业不仅是一种手工业品种，而且是国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南唐升元三年（939年）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丝帛，可见南唐丝织品的富余存量。

淮南扬州和楚州是古代主要的盐业产地。扬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盐城、涟水产量最大。尤其是扬州，地处南北通衢，自古盐商巨富云集，为全国盐业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南唐立国后，以盐业为重要资本，制盐业成为江淮社会经济的大宗。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南唐改置泰州，置海陵监，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又在楚州设置盐城监，“管盐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统一，盐城“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泰州海陵盐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淮南盐利在南唐统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后周南征取得南唐淮南数州后，南唐盐场尽失，经济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称愿意“尽献江北郡县之未陷者，……岁输土贡数十万，而乞海陵盐南属”，周世宗“不许”，但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南唐，周世宗同意“岁给赡军盐三十万石”。从此，盐业成为后周政权牢牢节制南唐的一个经济筹码。

南唐地处江淮水乡，湖泊纵横，造船业十分发达。唐朝后期，官府的造船业由于管理不力渐渐萎缩。杨吴与南唐时期，扬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设置造船工场，建造各类船只。

濒江临淮的地理环境，使生活视野渐渐开阔的人们扩大了生活范围，商品经济萌芽后，日常商旅贸易，生产生活需要船只开辟水路交通。比如南唐与契丹进行海上贸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契丹“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交易规模如此之大，若在陆路阻断的情况下，需要怎样的船只运输可以推知；二是随着漕运特别是盐业的发展，造船业重新出现兴盛的局面，沿海盐场的成品盐，都要输送到集散地，船只是首选的运输器具；三是出于战事的需要，直接促使南唐造船业兴旺起来。后周在大梁设立造船基地，南唐面临战争威胁，加紧了造船竞赛，既能建造硕大无比的战船巨舰，又能建造短小灵敏的侦察轻舟。从周显德三年（956年）到显德五年（958年），双方水师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较量，从文献里屡见不鲜的“皮船”，“橐船”等名称里，可以想见当时双方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四是出于外交航海的需要。由于南北交通的阻断，南唐不得不寻求向外发展。譬如南唐与契丹交好，就是为了对付中原政权开辟了海上航路。又如出于军事考虑从占城进口“猛火油”，再将此油运送到契丹，没有巨大的运输船只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还与新罗、高丽、大食等国家保持联系，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术做保证。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南唐后主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江苏地区濒江临海的优势，使南唐统治时期的手工业既有十分浓重的区域色彩。宜兴归迳一带发现的晚唐五代青瓷窑址，反映江南一带的制瓷业，无论胎质，釉色，造型还是文饰，都别具一格。南唐扬州蜀岗茶，常州紫笋茶闻名于世，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制茶业在南唐兴盛起来，南唐仅官府就有茶叶坊38处之多，专门生产高级茶品，供皇家和贵族使用。民间制茶作坊更多，境内私茶作坊有1000多处。南唐的造纸业中心在皖南，但据《江南通志》记载，当时六合县曾设立“纸务”，今六合浮桥南一带尚呼为“纸房”。由于李煜钟好宣纸，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专门机构造澄心堂纸亦是可能的。有人从民间传说考证，宣纸中的“白鹿”品种，就是在南京制造的，这种纸即是为了纪念一位从宣城到金陵造纸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

另外，扬州、润州的金银器和铜器制造堪称典范，据传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达六尺金莲，令宫女窅娘立于莲上，缠足翩翩而舞。

商业

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

南唐自然条件的多样化，带来了物产的丰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业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商茂的中心。南唐与中原划淮河为界，双方贸易活动多通过寿州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换取羊和马匹。

海外贸易是南唐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是重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占城、新罗、高丽，远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费品也从海外输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陈致雍的《奏番国使朝见仪状》中，提到了“占城国献驯象”；“元宗时，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商业活动给南唐带来了充足的社会财富，直接拉动了经济发展，《钓矶立谈》说“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丰采”，并非溢美之辞。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为在十国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方大国。

货币

李昪称帝，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钱币界一度认为是唐末黄巢起义时铸造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李昪铸造更准确。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后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

人口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唐中后期财赋主要供给地，经济基础较好，人口本来就不稀，所以户口增长的幅度不可能有惊人的变化。南唐户数能达1033617户。极胜之时，人口约500万。

科技

南唐升元年间对丹阳练湖的整修，是一项重大水利科技工程，向为水利史所重。唐末兵乱之后，练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几无灌溉之力。丹阳县令吕延桢主持疏浚整治练湖工程，“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恢复了水利功能。多雨时节，可汲纳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围诸县，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来，免役牛牵”。从地域政治上看，江苏东部当时处于吴越国统治范围，但吴越对今江苏太湖地区的水利整修，得益于南唐与之共同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间接使然。时吴越于重要水利工程处置“撩浅军”，“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

文化

文教

杨吴时期的社会风气就由尚武向文治转变。南唐建立之后，延续了杨吴尚文的社会风气。南唐三代国主本身都喜好文艺，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而且礼遇文士，倡导文治，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事业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兴建学校，鼓励私学，倡导学风和推行儒学教育；倡导文学和艺术；搜集、整理文献图籍和编撰典籍；实行科举取士，大力招揽人才，重用文士。

诗词

诗词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西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西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绘画

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等人为著名画家。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与西蜀的黄筌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宗教

南唐统治者提倡和崇信佛教、道教。南唐文化政策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好文尚士和儒、道、佛兼容也是南唐文化政策的特点。

社会

生活

南唐的城市社会生活十分丰富。金陵、扬州、润州等成为中国古代较早感受近代氛围的区域城市先驱。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产物，金陵、扬州等江淮城市的兴起虽历史久远，但在长期发展中由于缺少突变的基因，发展速度相当缓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远远不足以推进城市的脱胎换骨。

新型的经商场所不断出现，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趋势，延展了商业时空。金陵、扬州、润州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金陵城内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区。坊均为手工业作坊集中地，所谓银行，就是金银器加工场，花行是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随着交换量的增加，一些自发的新的经营场所开始形成。不但城市里商业繁荣，农村里也有很多商机。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海陵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说明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具有了一定的广度，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补充。

各类城市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础的系统化，从较高的经济平台上为唐宋之交的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化，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功能与活力。

阶层

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开历代风气之先。南唐开国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成为政客与富商双料货。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商人与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会生活中，并对国家施加影响，南唐以往见载不多。

城市特殊消费群体的出现，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庞大的阶级基础。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部分商贾、城市手工业者等，随着南唐在金陵建都，随着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渐，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众多，其生活状态影响着城市的消费习惯，对江淮区域的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儒风

南唐典章健全，“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辏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暨升元受命，王业赫然，称明文武，莫我歧及”。可见儒风洋溢，已成气候。在南唐，几乎无士不儒，大凡儒者又各具个性，“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瞻，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工部员外郎、判太常寺，以议葬礼。烈祖李昪山陵制度，皆由江文蔚等裁定。徐锴与韩熙载同为南唐诗文大家，陆游称两人为”江左辞宗”。与其兄徐铉”其文相轧，议者方晋之二陆云“，而与后主”互为贲饰，儒者荣之“。这些名士与汤悦、张洎、刘洞、史虚白、江为、汪台符、伍乔、康仁杰、周彬、夏宝松等，都为当世所重，饮誉南北，为中原及其他九国所仰止。

外交

与南方诸国家

南唐与南汉、吴越、马楚和后蜀等国之间也有交易往来，商人的足迹遍布周边国家。开宝四年（971年）冬，宋在荆南建造战舰，在当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发现后，“上密事，请往江陵窃烧皇朝战舰，国主惧事泄，不听，商人遁去”。

与契丹

南唐与契丹的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进行，以羊马等牲畜为主，也有军用物资如猛火油。“当时，契丹已灭掉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南唐与契丹之间的海上交往，走的应是从东海长江口北上，越过山东半岛，直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南北沿海传统海路”。

帝王世系

全国各地天气预报查询

上海市

市辖区

云南省

临沧市

云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