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

中华民国时期军事家，国民党高级将领，新桂系领袖之一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字健生、剑生，回族，广西桂林市临桂区人。中华民国时期军事家，国民党高级将领，新桂系领袖之一，与李宗仁合称“李白”。

人物生平

求学时期

清光绪十九年二月一日（1893年3月18日），白崇禧出生在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一个回族农民家庭。白家原籍为江宁府上元县，明朝落籍桂林，后搬迁四川开县，在白崇禧出生前再次迁至桂林山尾定居。他的父亲白志书，弃儒从商，在桂林西乡苏桥墟经营永泰林商店。白崇禧是他与马氏所生的第三子。

白崇禧五岁就读于私塾，九岁时与其弟崇祜共师事白莲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4岁的白崇禧考入广西桂林陆军小学。全省报名一千余人，只取一百二十名，白崇禧名列第六，与李宗仁、黄绍竑为同学。蔡锷为总办。入陆军小学不及三个月，因患恶性疟疾，白崇禧只得申请退学。16岁时，他又与弟白崇祜投考广西省立初级师范，以第二名录取。入学后，因屡次考试名列第一而被选定为领班生。

初露锋芒

宣统三年（1911年），白崇禧在师范一年多后，辛亥革命爆发，于是他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听说后，纷纷反对，并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想逼迫他回家。白崇禧私下将武器装具托交同学，穿便装从西门出城，绕道往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这些学生自备费用，随协统赵恒惕水陆交替，行至湖北汉阳，参加革命军阵营，与北洋军相峙。不久后南北停战，调至孝感。南北议和成功后，各省学生军奉命解散，白崇禧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至南京受入伍训练。半年期满，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白崇禧被派往北苑卢永祥第十师熟悉军营生活半年，尔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两年，同学中有黄绍竑、夏威。

民国五年（1916年），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1917年），他与徐培根、陆权等二十多人，自愿请求分发至新疆当见习官，以期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的壮志。北京政府接受了申请，并发给国币五百元。后因白俄军官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退据西伯利亚，陈树藩盘踞陕西与北京政府为敌，无路可至新疆，他被改分至广西原籍，在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

当时，广西方面为了参与护法运动，与湖南组织湘桂联军，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出师援助湖南。白崇禧随部队行至汨罗江以北，被直系的吴佩孚打败。此后谭浩明甚感桂军缺乏训练，谋求改良，由督军署成立模范营，委任马晓军为营长，白崇禧在模范营任代理少尉连副。时为民国七年（1917年）。见习半年后，晋升少尉，不久升中尉，年后晋升第一连上尉连长，夏威为第二连连长，黄绍竑为第三连连长，张淦为第四连连长，黄旭初为副营长。训练期间为一年半，此营之学兵大都成为广西建军之骨干。

民国八年（1919年）初，白崇禧奉命随模范营进左江流域剿匪。广西匪势因政府历年惯用招安政策（陆荣廷自己是被招抚而起），兵来则受招安，兵去仍做土匪，势大时还可以升官，使广西形成“卖牛买枪”，“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局面。在马晓军召开的剿匪会议上，白崇禧认为招安政策决非长治久安办法，坚决主张剿重于招。会议中确定由他负责处置应招或俘虏之匪徒。不久，因招安土匪人数超过二百人，其中有屡次招安由小匪到老匪的惯匪者八十余人，白崇禧主张枪决受招降几次以上惯匪，以绝后患。他请马晓军去请示谭浩明和旧桂系首领陆荣廷。陆荣廷听闻后大怒，马晓军颓丧而归，抱怨白崇禧不该让其去受气。白崇禧认为铲草务必除根，决定独断独行，便表面安抚惯匪，趁其不备将他们全部逮捕处决，随即以既成事实报告，未受责备。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

模范营剿匪有功，扩编为团，旋即调驻百色禁烟。白崇禧因禁烟太严，所属一个排因不能做烟土发财而携枪叛逃。他率兵经三昼夜，追赶收回兵马，得到嘉奖。

统一广西

民国十年（1921年）底，孙中山大本营移节桂林，准备假道湖南出武汉。模范团改为田南警备司令部，白崇禧已升任第一营营长。一天，百色附近自卫军刘日福、陆桂云部包围司令部，逮捕马晓军。白崇禧率部营救途中，跌落于坡下，折断左腿，赴广州就医休养一年。其间，黄绍竑接过马晓军的部队后，被返回桂林的沈鸿英委为旅长，驻防梧州附近的热河墟。黄绍竑暗中派陈雄为代表驻广州，并常令其与白崇禧商讨广西将来的发展前途。白崇禧分析广西的前途不外有三：附合北洋军阀；支持赵恒惕所倡言的联省自治；归附广州的孙中山革命政府。他认为：北洋军阀是人们所厌恶的，联省自治也不是统一全国的良策，参加“三民主义建国”才是上策。经再三研究后，白崇禧以全权代表身份往河南士敏士厂谒见孙中山，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并申述广西统一对革命的重要性。孙中山也深以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决定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辞别时，孙中山对白崇禧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白崇禧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与信仰而已。”

统一广西的方向既定，第一步就须解决镇守梧州的冯葆初部队。这支部队力量甚大，装备优良。白崇禧不敢贸然行动，便与驻梧州附近的粤军李济深商妥后，在一个晚上，由黄绍竑于梧州河面宴请冯葆初，席间突然将其抓捕。冯葆初的部下受到监视，毫无反抗，全部缴出枪械，使黄绍竑、白崇禧获得两千余支枪。沈鸿英驻于八步的部队，因被粤军牵制，也无法来援。随后，黄绍竑、白崇禧发出通电，正式就任广西讨贼军司令、参谋长。

民国十二年（1923年）9月，正当讨贼军向广西内地推进之际，驻于广州的广西军独立师师长陈天泰以援助为名，循西江回师广西，进驻都城。其部下有四五千人，实力远胜讨贼军。对此，黄绍竑、白崇禧表面上极表欢迎，私下则积极戒备，并与梧州督办李济深密商以武力将其解决。陈天泰不知其计，派参谋李澜柱至梧州商洽。白崇禧欢宴于梧州河面的花艇，请与李澜柱相识的梧州亲友作陪，以拖延时间。酒至半酣，他便借口另有应酬，乘坐汽艇上戎墟，转乘车赴都城方向，指挥部队对陈天泰部作战。主力由黄绍竑统领防守中路，俞作柏担任左路，白崇禧为右路，以钳形之势攻击其前，粤军攻其后，仅一日即将陈天泰部缴械，陈天泰被俘。白崇禧与陈天泰见面，多方安慰，还送其衣服旅差费，让他乘船回香港转广州。

都城底定后，讨贼军实力大增，下辖俞作柏、伍连飓、夏威所率三个团，有人马、枪支三千有余，与李宗仁驻扎在玉林的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互成犄角，统管整个西江上游。这时，广西最强的地方势力尚有陆荣廷和沈鸿英部，各自有一二万部队，远非“讨贼军”实力所能抗衡。有鉴于此，白崇禧前往桂平，劝说李宗仁参加讨贼军，自己愿意拥戴他为首领。白崇禧对李宗仁部参谋长黄旭初说：“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服，功劳岂在于广西。”李宗仁经过考虑，决定以“定桂军”名义与“讨贼军”合作。

随后，白崇禧又与李宗仁商讨进攻陆、沈二人之策。李宗仁主张先进攻罪恶显著的沈鸿英部，暂缓进攻“有善名”的陆荣廷，以便号召民心；白崇禧主张先攻陆荣廷部，其理由有三：（1）陆荣廷当时驻在桂林、南宁，为广西政治中心，防务空虚，易于进攻；（2）陆荣廷与湖南相通，湖南又得吴佩孚援助，应该在其支援未至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3）如攻打沈鸿英，胜利后，陆荣廷的势力还在，广西仍然不能统一。败了，则更不能攻打陆荣廷、吴佩孚。他说：“我们之处境犹如楚汉相争之韩信，联陆则沈败。应坚持联弱攻强，避实击虚。”双方讨论三日，毫无结果。后来，白崇禧对黄旭初说：“兵贵在速。无论李旅长是否同意，讨贼军进取南宁，必须假道桂平。”李宗仁见无法推却，便定名为“定桂讨贼军”，共袭南宁。当时，陆荣廷与沈鸿英正相持于桂林城，南宁城市空虚，“定桂讨贼军”不攻而克。陆荣廷既被围于桂林，又失去南宁根据地，在得到湘军叶开鑫、廖磊援助后，才突围逃入湖南。

“定桂讨贼军”占领南宁后，于谭浩明公馆宴请诸军将领。当众推举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事后向广州大元帅府备案，亦为大元帅府承认。可是，“讨贼军”里头有的团长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部，取而代之。白崇禧听后，劝解黄绍竑说：“洪（秀全）杨（秀清）之失败，非曾（国藩）左（宗棠）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卸职他去。”黄绍竑也表赞同。

联军成立后，白崇禧与李宗仁率部进攻柳州、庆远一带属于陆荣廷的韩彩凤、韩彩龙部。韩彩凤素有“赵子龙”之称，其主要防地于柳城让雷镇。原沈鸿英有一师兵力驻于柳州，师长杨祖德听说“定桂讨贼军”到达，令其部从柳州撤至雒容，持观望态度。白崇禧洞悉其意，由李宗仁监视杨祖德，自己率部进攻韩彩凤，激战数月，难以武力取胜，改为智取。一日，他假意与杨祖德通电话，希望他在某日某时与联军配合进攻韩彩凤，并将电报线改作电话线，故意让韩彩凤部接获。韩彩凤因而分出上雷兵力监视杨祖德。白崇禧见韩彩凤前线兵力减弱，遂率部猛攻取胜，掠获枪两千余支，并乘胜击溃韩彩龙部。

沈鸿英见“定桂讨贼联军”势如破竹，为先发制人，决定派师长郑右文以商议会攻陆荣廷残部为名，侦探联军虚实。白崇禧料定沈鸿英将沿柳江而下进攻武宣，因他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只能闭城拒敌。到晚上，他发动团练、县民携带各种油类、棉纺织物等于城巷，装成许多油灯用竹竿伸出城外，照亮四方，让敌军无隙可乘；日间，若敌人迫近城池，则出战逆袭，迫使敌人退却。如此维持两昼夜后，在援兵的协助下终于击败郑右文。

这时，黄绍竑已率部向沈鸿英的大本营八步、贺县、平乐进攻。白崇禧为配合其攻势，指挥在柳州的部队进攻桂林。他预料从柳州通往桂林的要道蓝马、里定一途，沈鸿英一定驻有重兵，所以选择由永福通往良丰的小路，顺利抵达桂林城外。他以炮兵掩护，集中兵力攻打南门、西门，故意放松北门。不久，沈鸿英部即由北门向湖南撤退，白崇禧占领桂林。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突然就任大本营副元帅之职，派龙云率三个军出广西，下广东。白崇禧等知晓唐继尧的野心，决定于滇桂边界进行抵抗。当时，沈鸿英、韩彩凤的残部又分别于湘桂、黔桂边界窥伺，白崇禧自知力量不足以抵抗唐继尧，于是利用唐继尧杀范石生父亲之仇，派人至广州与范石生联络，许诺帮助他回到云南。这样，李宗仁与范石山联合会攻占领南宁的龙云部。唐继尧又令其弟唐继虞率领三个军由三江、柳城进迫柳州，以图分散围攻南宁的兵力。此时，白崇禧与马佩璋结婚在桂林度蜜月，闻讯率兵增援柳州。增援途中，沈鸿英之子沈荣光袭击桂林得手，白家亲戚多遭残害，其妻藏于桂林的德国医院，才得以免祸。白崇禧至柳州后即登高山观察阵地，令炮兵向浮桥开炮，以断绝唐继虞部的补给。城中守军听闻援兵到达，即刻向外攻击。不到半日，唐继虞的三个军被联军所败。

柳州之围解除后，白崇禧即回师桂林攻打沈荣光。未经接触，沈荣光部的何次三、何品即退至西江、义宁。他便率部渡过西江河，但见沿途遍地竹林，敌军行止难以捉摸，遂用声东击西之计，令徐启明、夏威部暗中在西江部署，并扬言自己回师桂林其实是急行军进攻义宁。沈荣光听说白崇禧回桂林，再入西江抢掠，遭徐启明、夏威包围，白崇禧也兼程赶回西江，合力歼灭沈荣光部。自此，他获得了“小诸葛”之号。

陆荣廷、沈鸿英的残部被消灭后，广西军政时期结束。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广西统一，“定桂讨贼军”改为督办公署，李宗仁为督办，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绍竑为行政长。其部队扩编为九个旅。

北伐与政争

民国二十五年（1926年）初，国民政府派汪精卫、谭延闿至广西军，在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就两广统一问题交换意见。二人派白崇禧至广州具体商谈，并在3月15日达成军、政、财统一的三项决议。24日，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崇禧为参谋长，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两广统一成了北伐军统一全国的基础。

两广统一后，白崇禧任参谋部次长。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打通湖南这一关，白崇禧奉命去长沙劝赵恒惕麾下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以保定同学的关系，湘桂邻省的地位，成功争取了唐生智归附国民政府。

北伐战争期间，白崇禧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西征随蒋介石进攻武昌时，白崇禧在前线指挥，将领们纷纷打电话要弹药补给，白崇禧答复：“缺乏子弹，只有端刺刀冲锋，革命军之补给靠前方，不能靠后方。何况打下武汉，汉阳兵工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此鼓舞士气。东征随蒋介石攻南昌时，久攻不下，北洋军外援既至，急得蒋介石拉着他的手直摇：“怎么办？”白崇禧早在市郊生米街准备了船只、浮桥，以供撤退部队之用。随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追击司令，率三个师、一个旅追击北洋郑俊彦三支败军。郑俊彦只身而逃，下辖的三个军派一位使者向白崇禧投降。白崇禧由使者陪同，亲至北洋阵地视察，北洋的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庚和很是惊诧，仅要求不缴他们的枪械。白崇禧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至北洋直系首领孙传芳处。白崇禧率这三个军行至九江，打电报至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处理经过。蒋介石为报孙传芳曾枪毙自己的谍报人员之仇，要其将三个军长捕捉送至汉口政治部，让邓演达于三个军长中任挑选两个枪毙。白崇禧立即谒见他并申述：“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蒋介石不以为然，邓演达奉命枪毙了王良田、杨庚和。多年后，李彦青遇见白崇禧，即下跪谢恩。

攻占江西之后，白崇禧筹划略取上海、南京。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底，蒋介石在南昌总部东花厅找白崇禧说：“第一军在浙赣线上作战不利，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指挥不当，我们两人必须有一个到前线指挥。你以为如何？”白崇禧知道这是要他去，遂主动请缨，被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为总指挥）。李宗仁闻知，愿意拨出四团人马给白崇禧做基本队伍。他却认为力量合则坚强，散则脆弱，只求选三百人作为卫队营。白崇禧至浙江常山途中为虚张声势，沿途不停往常山拍电，以示大军不日到达，还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到达常山后，又故意在白天把部队从江左岸调至右岸，迷惑北洋孟昭月部向右岸移动。待北洋军移至右岸时，白崇禧趁夜将右岸队伍秘密调回左岸，强行军袭击孟昭月的总部新登。孟昭月败退杭州，不久后又撤至上海。

进攻上海之前，何应钦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苏联顾问蔡巴诺夫主张杭州由少许部队留守，主力绕长兴、宜兴出常州、苏州，切断京沪铁路。白崇禧认为还可用一部分兵力沿沪杭铁路前进，蔡巴诺夫坚决反对，何应钦难以决断，宣布休会，以便疏导双方意见。白崇禧面报何应钦说：“我知道淞江之障碍，已令铁路局准备铁篷车，前端装置俄制七六二山野炮。若铁篷车能抑制敌桥头堡之机枪阵地，工兵即可破坏铁丝网，我军前进则无问题。”何应钦这才同意他的意见。3月18日，蒋介石转来苏联军事总顾问的一份电报，说上海工人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如白崇禧部迟迟不入上海，工人即将受到重大损失。白崇禧接电，在19日开始进攻淞江。他亲自率第一、二十六军沿沪杭铁路前进，并由炮兵营长陪同坐着铁篷车亲至前方督战。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首先向北站进攻。北站毕庶澄军向吴淞调救兵，因工人破坏铁路，使兵车中途倾倒。救兵以为北站已被革命军占领而开炮，造成自己对打二十小时。工人纠察队乘势而攻，坚持到22日中午。正好白崇禧带一个军、一个师到龙华，发起冲锋，毕庶澄军崩溃投降。革命军兵不血刃而占上海。

占领上海后，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他规定所属不准带便衣。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行军负荷，激战时官兵又易换便服逃亡。然而租界方面有特别规定，携枪军人入租界一律扣留。白崇禧部因此项规定而被租界逮捕者不少。他再三交涉无效，于是下令但凡外籍人士出租界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方面不得已，允许身着军装而不携枪者进入租界。青帮头目杜月笙至龙华求见，白崇禧拒不接见。有人说杜月笙曾捐献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有功，言下之意希望给其一官半职。白崇禧说，名气不以滥假，官职怎可随便送人。

主词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2日，蒋介石自九江乘舰抵沪召见白崇禧，面示“清党”决心。他问白崇禧清党需要多少军队，白崇禧说：“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岐之第二十六军便够了。”蒋介石又问白崇禧需要多长时间，白崇禧说：“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4月8日，白崇禧派兵查封了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逮捕了十九名政工人员。9日，上海宣布戒严，他任戒严司令。白崇禧在部署“清党”工作中，采取调虎离山、内外策应的诡计，把薛岳师调至镇江后，即派人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帮会分子，化装成工人混入中国共产党全国总工会所在地——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以策应外部的包围部队。事前还派人与驻沪法国领事交涉，请其准许“清党”部队经过法租界（至商务印书馆工厂的一条捷径）。11日，白崇禧授意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诱骗并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主要领导。12日凌晨5时，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而埋伏在周围的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讧”而收缴“双方”的枪械，从而上海的二千七百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接着，商务印书馆工厂被占领。13日，上海十万工人向白崇禧部请愿，却被第二师用机关枪扫射，当场死亡一百多人，伤者无数。当时天降大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莫斯科发动百万人抗议大游行，反对白色恐怖政策。在“白”字下面，还注明是白崇禧。

以白崇禧等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 ·一二” 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反动政权，尤其是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因此颇为自傲，不大听命于蒋介石。蒋介石在“四 ·一二”政变后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计划，但未得到执行。其因有二：一是当时蒋、桂力量不相上下，没有成功把握；二是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人关系不错，不想无故翻脸。何应钦曾专程面见蒋介石，说明执行训令的困难。从此，蒋何关系也日趋恶化。白崇禧等人知道蒋介石的阴谋之后，遂加紧联合各方反蒋势力，准备把蒋介石赶下台。当蒋介石因徐州失守处决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时，加速了何应钦和白崇禧的联合。当蒋介石命令白崇禧部与武汉方面作战时，白崇禧公然拒绝。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就以辞职相威胁。会上，吴稚晖等力主蒋介石留任，但白崇禧、何应钦一言不发。当蒋表示其需要“休息一下”时，白崇禧马上表示赞成，何应钦、李烈钧也同意。李宗仁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只好决定下野。

主词条：龙潭之战

白崇禧等本想把蒋介石逼下台后，由桂系拉出几位国民党头面人物来充当门面，自己独揽大权。但南京的班底仍是蒋介石的人马。白崇禧罢免了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上海市长黄郛，换上自己的参谋长张定璠，却无法向上海买办索要军饷，买办虞洽卿还操纵上海各商业团体联名请愿民选市长，以示相抗。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12日蒋介石下野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以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等为常务委员。此时，孙传芳搜罗残部六万人，乘蒋介石下野之机向南京反扑，于17日占领浦口，向南京隔岸炮击。为摆脱困境，桂系请求武汉的唐生智停止“东征”，共同打击孙传芳。25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宁汉合流。26日，孙传芳的军队成功渡江，在龙潭一带集中。白崇禧从上海筹款回南京行至无锡站，获悉铁路已被孙传芳部破坏。他在无锡站就地用车上电话指挥沪杭一带第一路军之第二、三师及第十四军，与李宗仁、何应钦部包围孙传芳部，经六昼夜激战，全歼孙传芳部六万余人。

民国十六年（1927年）9月11日，白崇禧从南京去芜湖，邀请唐生智赴上海参加宁、沪（西山会议派）、汉三方面代表会商讨党内团结，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唐生智不但拒其所请，反将属南京方面的“决川”“楚肖”两舰劫持而去，使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云。10月，南京当局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李宗仁为总司令，出兵讨伐唐生智。11月初，白崇禧部攻占武汉。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初，白崇禧在武汉制订征湘计划，以肃清唐生智旧部。征湘军以白崇禧指挥的第三路军和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组成，15日出兵，25日进到长沙。此时，蒋介石已复职，电白崇禧要他尽速西征，以便准备参加北伐。白崇禧一面作追击部署，一面派张震欧为代表，带亲笔函找唐生智的部下李品仙，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言归于好，共同开创另一番事业吧！”李品仙、廖磊、叶琪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及保定军校同学，于是接受改编：李品仙部改为第八军，叶琪为第十二军，廖磊为第三十六军。三个军将由白崇禧带到湖北参加北伐。

桂系与程潜联合倒唐只是互相利用，桂系本想独占两湖，所以程潜回湘时白崇禧也跟了进去，以分化其势力。以两湖的兵力，势必要成立第四集团军。在第四军总司令的人选上，蒋介石决定利用桂系势力先排挤程潜，于是任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程潜不满，李宗仁不敢上任。5月19日，李宗仁通知程潜、白崇禧到武汉开会，将程潜扣押。蒋介石随即免除程潜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就此，以牺牲程潜为条件，实现了蒋桂勾结。白崇禧就任第四集团军总指挥，随蒋介石北伐奉系的张作霖。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20日，白崇禧应邀从武汉到郑州，会见蒋介石及冯玉祥，商讨进军京津的作战计划，白崇禧按计划统率李品仙、叶琪、廖磊三个军北上至新乡。此时，奉军的张学良袭击晋系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白崇禧令叶琪部驰援，使阎锡山转危为安。阎锡山非常高兴，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奉军侦察发现白崇禧有一百余列车兵力源源开进，于是张作霖30日在保定军事会议上决定退出北京。6月1日，蒋介石决定把接受京津的任务交给阎锡山，从而引起冯玉祥不快。白崇禧部是最后加入对奉作战的，兵力最少，不敢与阎锡山公开争夺京津。他于是改变手法，极力讨好阎锡山，阎锡山因白崇禧曾在危急中救过自己，特约定白崇禧联袂于6月11日进入北京。天津《大公报》在6月14日发表社论说：“桂晋两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

7月9日，蒋介石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到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大典。《大公报》以崇敬孙中山的词藻，吹捧“蒋冯阎李白”诸公。白崇禧时年33岁，其名字便与蒋冯阎等新军阀并列。

蒋桂交锋

在第一次裁兵会上，白崇禧听到蒋介石的裁军方案后大吃一惊，认为这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再演，必酿巨祸。他反对裁兵，主张以实边计划代替，并提出自率桂军十万到新疆屯边，效法左宗棠治疆，作为各部的表率（但因中央政府只是利用白崇禧入疆一事宣扬和阐释统合新疆之决心，金树仁控制的新疆地方政府也极力反对其来疆，加之后来蒋桂战争兴起，故而此事未能实现）。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电白崇禧进兵滦河，肃清关内的直鲁联军。白崇禧在出发前写了一个动议，请李济深在编遣会议上提出。动议要点：“北伐结束，建设开始，裁兵善后，实为要图，但若处置不当，则纠纷立起。盖闻‘裁兵不难裁将难’，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历史教训，足资殷鉴”，“今建议分全国为若干军区，由中央直接指挥，军饷由中央发放，军是战略单位，每军辖三个师，是则中央既不失监督之权，而各军区亦乐在中央指挥之下从事发展边区”，“上述动议不重裁兵而重实边，此与孙总理（孙中山）之兵工政策精神，实无二致。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既可减少国家财政之负担，又可安置北伐之有功将领，是举一数善也”。但蒋介石坚持自己的预定计划。

这年底，白崇禧获悉蒋介石从江西运武器装备补充湖南的鲁涤平部队，派人分化武汉卫戍部队等情报后，认为武汉易四面受敌，并非对蒋介石用兵的合适之地，遂令武汉卫戍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把握时机，放弃湖北，撤至湖南，紧靠两广后方。胡宗铎一则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二则想先发制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22日在李宗仁、白崇禧不在武汉的情况下，擅自撤去鲁涤平湖南主席一职，又派夏威、叶琪所部入湘解决鲁涤平部。鲁涤平措手不及，逃往南京。蒋介石即派唐生智到天津，运动李品仙所部。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次日宣布讨伐白崇禧。一时到处张帖“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白崇禧在河北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一艘日本轮船逃走。蒋介石获悉后，急电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拦截“该逆”。熊式辉的秘书王又庸密告李宗仁此事，李宗仁求救于许崇智，许崇智又致电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派军用快轮在白崇禧达吴淞口前接往日本。3月29日，白崇禧从日本抵香港，30日行往梧州。在“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煽动下，白崇禧部完全回到唐生智的掌握中。早在同月26日，蒋介石撤销了白崇禧的本兼各职，第二日又将他开除出国民党。白崇禧和李宗仁、黄绍竑为争取主动，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竑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5月21日，粤、桂两军在广东白泥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6月2日，白崇禧、黄绍竑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转往香港。临走时，白崇禧对部下说：“我现在不得不离开，你们只好接受改编，无论用什么法子把力量保持住都是好的。保全实力，时局变迁，以后还有机会，望多多忍耐。”

在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之后，蒋介石与各实力派矛盾日益尖锐。11月，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回广西，与被蒋介石编遣掉的张发奎联合通电拥汪（精卫）反蒋。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他们举兵攻打广州，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将其击败。3月中旬，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张发奎、胡宗铎五人联名通电，极力推戴冯玉祥和阎锡山领导反蒋。5月，决定进兵湖南。6月8日，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令第十四、十五、七军向湖南出击，占领长沙、岳阳。由于冯玉祥停止继续南下武汉，陈济棠趁机从衡阳袭断桂张联军的归路，蒋介石又调集了九艘军舰入洞庭湖参战，桂张联军在突围中损失惨重，撤回广西后便一蹶不振。白崇禧沮丧之余，仍强硬表示：“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黄绍竑因反对继续内战，于是不顾白崇禧劝阻，决定离桂投蒋。白崇禧遂取代了黄绍竑的地位，成了桂系的第二号人物。接着，白崇禧率领精兵轻装翻越崇山峻岭，直插南宁，击败并逐走了围城三个多月的滇军，使桂军有了立足之地。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0日，白崇禧偕张发奎到广州，向陈济棠建议争取汪精卫，与蒋介石的中央分庭对抗。21日，两人又去香港做汪精卫的工作。28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诞生。粤桂联军于9月初进入湘南，向国民政府挑战，“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宁粤议和。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党委会作出决定，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11月，白崇禧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白崇禧任广西绥靖副主任（李宗仁为主任），提出“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纲领。他说：“三自政策就是自卫、自治、自给，是根据三民主义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所谓“三寓政策”就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其中心环节是建立民团，白崇禧任民团总司令。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规定十八至四十五岁精壮男子须强制服役，未应征服役者，需入民团服役，村长兼任民团连长；营长、纵队长由乡长、区长兼任；每县有民团指挥部，县长任指挥官；地区建立约十二个师指挥部，由不担任文职的现役军人负责。师指挥部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民团每人每年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一百八十小时的基础军事训练。白崇禧设想使广西每一名成年壮丁都成为经过训练的士兵，遇有紧急情况，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经过有线广播网，动员起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民团组织又与省的教育制度相结合，民团大多数下级指挥员不领军饷，而在小学充当教师谋生，因此民团任职人要身兼三职——行政人员、民团指挥员和教师，时称“三位一体”。而且在大规模的公共建设中，民团指挥员又是义务劳动制度的指导者和工头。在白崇禧的主持下，民团制度把广西变成了一个能防范犯罪活动的军事政治组织。这些举措，使白崇禧成为有名的行政官员和群众组织者。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一个师归余汉谋指挥，参加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白崇禧指派第四十四师王赞斌率莫德宏、周元两个团参加。在出发前，他谆谆告诫说：“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围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后来，广西部队参加“围剿”的兵力增加到四个团，防守地区扩大到安远、龙南、黔南、定南一带。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8月间，白崇禧接到蒋介石电报，判断中央苏区红军有突围模样，同时又接到桂军在上海秘密电台的情报，说蒋介石“围剿”时有意网开一面，压迫红军向西南转移。白崇禧急电在广州的李宗仁回南宁共商对策。他对红军的动向，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建立根据地；三是经贵州攻四川。他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二种可能性次之。根据这判断，白崇禧认为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为此，他亲自到安远指示机宜，准备把部队开回广西兴安、灌阳一带，并连电蒋介石说：“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往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还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9月，蒋介石复电照准，但规定必须在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不使红军通过湘桂边境，随派飞机将两个军三个月的经费及堵剿计划、密电本等送至武鸣。白崇禧复电“遵命办理”，随即在全州召开会议，确立了“对红军只宜侧击、追击，不宜堵击”的作战思想。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下旬，长征红军开始突破湘粤边境，白崇禧除继续向蒋介石索要武器弹药外，则将所有的两个军调集到湘桂边境，以第十五军夏威部在灌阳、全县之线占领阵地，以第七军主力控制于恭城、兴安一带，第四集团军指挥所进至桂林。他一面动员民团准备参加战斗，一面出动空军侦察红军行踪，并以同蒋介石的飞机联络为名，侦察其行动。根据飞机侦察，白崇禧得悉蒋介石的追兵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已达七日以上，同时潜伏在上海的王建平（白崇禧在保定的同期同学，已混入蒋介石的中央机要部门）密电报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一举而三害除，消灭蒋的心腹大患。”白崇禧得此情报后，对部属说：“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随即赶到龙虎关，重新调整部署：灌阳至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并迅速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关的命令。当有人提出：“万一共军由灌阳、全县突入怎办？”白崇禧愤然道：“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红军全力旋即轻而易举地越过湘桂边境的灌阳、永安关，沿桂北直趋贵州，白崇禧等待红军主力通过后，即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伤病员及群众；同时，将进入广西境的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部加以缴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对红军的伤病员都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万耀煌、周浑元两师的被缴械者则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白崇禧此举，使蒋介石很是愤怒，急电责问他红军“势骞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甚至反问“设（红军）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白崇禧复电反驳，称自己“仅兵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为”，并且反讽蒋介石“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蒋介石置之不复，只是严饬白崇禧向贵州尾随追击。白崇禧遂派廖磊的第七军在红军后卫董振堂五军团的后方，保持两日行程，徐徐跟进，沿途玩笑般地接受红军的“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而且到独山都匀后，不再前进。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前进。廖磊复电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介石叹气说：“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3日，白崇禧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蒋介石借胡汉民病逝之机，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委会。6月1日，白崇禧和广东陈济棠打着“抗日救国军”的旗号联合出兵湖南，企图争夺南京政权。白崇禧、李宗仁任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副总司令，陈济棠任总司令。蒋介石一面调兵准备作战，一面派人收买陈济棠部下。结果粤方空军四十八架飞机飞赴南京投蒋，军长余汉谋亦通电拥蒋。陈济棠难以为继，离粤出走，蒋介石即下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后调其为浙江省主席），李宗仁调南京任职。白崇禧与李宗仁商讨对策，准备拼死一战。后经黄绍竑、程潜的调解，消除了桂蒋分歧，桂军改编为第五路军，以李宗仁为正总指挥。白崇禧则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路军副总指挥，继续辅佐李宗仁治桂。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6日夜，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就“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实行对外。最后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受命抗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全面抗战前夕，张云逸受中共中央委托，作为党的全权代表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谈判，协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恰好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也派代表张斯可到广西，与桂系联络迫蒋抗日。经过多次讨论协商，桂系和四川代表同意中共代表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最后达成了川、桂和中共联合起来，迫使蒋介石抗日的纲领草案，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白崇禧与李宗仁当即发出“请缨抗日”通电。8月2日，蒋介石电告白崇禧入南京共商抗战大计。白崇禧与李宗仁、黄旭初、李品仙等人商量，众人皆反对其入京，唯恐莫测。他回家与马佩璋商量，马佩璋要他自己决定，白崇禧于是决定应召入南京。4日下午，他乘蒋介石派来接的座机直飞南京。当晚，蒋介石在军官学校召见并设宴招待白崇禧。不久后，白崇禧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任军训部长，提出了对日作战的六点指导原则。他在制定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以及许多重大战役的决策上，都有重要建言，受到蒋介石的高度重视。

淞沪抗战时，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身份亲到前线视察战况。因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住在远离战场的宜兴张公洞，并不实际负责淞沪战役的指挥。白崇禧认为，这与第三战区的部队多为国民政府中央和西南方面部队，冯玉祥无法指挥有关，而第一战区内的西北军部队皆为冯玉祥此前的部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不便，建议调冯玉祥回去，任其为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新辟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被蒋介石采纳。

对保卫南京，白崇禧因常至前线视察，深知淞沪会战后撤下的部队残缺不齐，疲劳万分，便暗怀一条建议：“南京是总理（孙中山）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但在会议席上，他见蒋介石宣布防守南京，便没有抛出。蒋介石令白崇禧协助唐生智侦察南京城内外的地形。

南京保卫战失败、南京失守后，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渠在津浦南段作战中不战而走。白崇禧建议法办韩复渠，以鼓励人心士气。于是蒋介石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开会，决定拿办韩复渠的计划。随后，白崇禧和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随蒋介石从武汉至开封，部署捉拿韩复渠的军事会议。至武汉机场，蒋介石对白崇禧说：“最好两人各乘一机。”白崇禧深知蒋介石恐遭日机攻击，表示愿乘机先行。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听闻蒋介石将至开封，特意布置保护措施，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报纷纷躲避。然而刘峙未事先通知机场高炮部队，等到白崇禧的座机临空时，高炮部队认为是日本飞机，纷纷发射。白崇禧非常愤怒，等到安全降落机场后，刘峙大为惊恐，求白崇禧不要把此事告诉蒋介石。白崇禧说：“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命中，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24日，韩复渠在武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为诱敌北上不致于沿江西上进攻武汉，白崇禧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联系，使张云逸指挥的江北新四军部队与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紧密配合，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牵制敌人。这成为台儿庄大战北动而南不动的根本原因。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徐州会战打响，日军企图从南、北两面攻占徐州地区，从而打通华北和华中占领区。为从北面攻打徐州，必须首先占领台儿庄。战斗首先在滕县、临沂附近展开。3月24日，白崇禧随蒋介石从武汉飞抵徐州视察，了解台儿庄战役情况。蒋介石当日返回武汉，留下白崇禧组成临时参谋团，协助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指挥作战。他常乘车到战地与各军、各师高级将军联络，代表武汉大本营致慰问，听取敌情，鼓舞士气。3月23日，日军向台儿庄阵地突进，第二天又猛攻台儿庄，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正当台儿庄战事呈现胶着状态时，在白崇禧的建议下，李宗仁除命令孙连仲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死守台儿庄待援外，令防守韩庄的张轸师秘密渡过运河，向峄县方向出击，跟拒守台儿庄的部队前后夹击。日军后撤不及，陷入重围，在无法支撑后突围逃窜。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取得大胜。战后打扫战场，歼灭日军1万余人，击毁战车10余辆，野重炮10余门，掳获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主力被彻底歼灭。

台儿庄大捷使民心士气大振。武汉行都举行十万人游行，并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作先导。同年5月的《良友》画报第137期也以白崇禧作为封面人物。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因李宗仁患牙病，蒋介石特令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保卫武汉作战是以五十个军的兵力对付敌陆军十个师团，海军兵船一百艘，这是抗战中前所未有的大战役。白崇禧指挥北岸二十三个军。他奉命后，于7月17日驰赴商城，在城北的祠堂设置指挥所。18日，白崇禧以个别命令指挥各军采取下列初步行动：（一）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地区作持久战，于紧迫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军会合；（二）廖磊集团军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并与徐源泉保持联系；（三）孙连仲集团军由鄂东的宋埠向豫南的商城转进。（四）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率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在原地整训。19日，白崇禧召集幕僚会议，确定第五战区应在大别山和南北两麓三个地区隘口阻止日军窜入，或诱敌于对我有利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28日，白崇禧将指挥所移至鄂东的宋埠，以求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取得更密切的联系。

8月7日，白崇禧在浠水召开军事会议。16日，他向各部队发出作战命令：（一）军队区分：编为左翼军（孙连仲）、中央军（廖磊）、右翼军（李品仙）三军团；（二）作战任务：右翼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逐次侧击，预期消灭在右翼港湾错杂之地区。中军固守大别山东麓备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大别山的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训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集结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日军。直辖部队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由白崇禧直接指挥；（三）后勤设施：在商城、浠水分设机踏车，各部与长官以电讯联络；右翼军团以长江为运粮主要补给线，沿江公路辅之；左翼军以汉口、信阳间的铁路，以及豫南公路为主补给线，商城至汉口线辅之；中央军团之补给，以及游击部队的粮饷以麻城为基地，再由基地运往大别山。18日，黄梅的孔镇被日军攻陷后，白崇禧调兵遣将，令各部26日起以小部兵力实施反击。鉴于各方面军守地相继部分失守，白崇禧于9月3日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的北面地区，还在叶家集结集兵力阻击日军前进并予以机动打击。9月8日，广济战况激烈，白崇禧以肖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后方，使守军正面压力减轻。9日，日军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白崇禧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个军向日军侧背反攻，激战一个多月。

10月下旬，白崇禧将指挥权交还李宗仁。保卫武汉作战近五个月，大小战役数十次，伤日本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日舰过百，毁日机一百余架。25日，军委会下令放弃武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在排挤了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陈诚之后，白崇禧成功兼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三（顾祝同）、第四（张发奎）、第七（余汉谋）、第九（薛岳）四个战区的军事，以维护重庆外围。为使蒋介石放心，白崇禧主动邀请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出任行营参谋长。此后，桂林行营内白崇禧与陈诚等蒋介石嫡系将领之间明争暗斗甚烈。当时驻扎在广西全州等地的杜聿明机械化部队第五军，除作为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的总预备队之需要，便于调动外，也有监视桂系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白崇禧提出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采取消耗战略，以持久战为原则，陆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以牵制消耗日军，策应敌后游击部队，扰袭日军，发展总体战、全面战，使日军侷促于点线。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准备全面反攻。

此后，白崇禧相继领导了南昌会战、桂南会战以及三次长沙会战，他总结了日军战术的优缺点。据他认为，日军的战术优点为：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硬—固守阵地，坚强不拔；锐——锥形突进，勇往直前；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测。缺点为：小——只能作小兵力之侵扰；短 ——只能为短时间之战斗；浅——只能作浅距离之进攻；虚——无预备兵力，敌后空虚。为此，白崇禧还制定了破敌战术对策：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以“坚韧”克敌之“强硬”；以“伏兵”破敌之 “锐利”；以“严明”对敌之“秘密”。在具体作战中，注意运用民众力量开展实行“空室清野”和破坏道路。还可下令将日军必经之路两旁二十华里左右的民间牲畜、粮食及所有食品搬运一空，即便是磨粉舂米的工具也无一遗留。凡是日军可利用的道路，则彻底破坏，使其战车、汽车、炮车无法通过。

在湘北作战中，法国军事顾问倍尔颜中将到前方视察，返回衡阳时，见野炮、重炮被弃置不用，很是惊异，当面问白崇禧。白崇禧说：“敌重炮、野炮多我十倍以上，我若不破坏道路，敌重兵器即可长驱南下，我若以一对十，损害殊大。今破坏铁路后，双方仅能使用山炮，我山炮虽不及敌多，但杀伤力小，损害即可减轻。”又说：“法国为近代装备之国家，战车、汽车多，此非有良好道路不可。我以劣势之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不得已使用破路、清野方法，然于欧洲战场绝不适用此法。”倍尔颜颇以为然，记于日记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日军登陆钦州湾，一路北上击退桂军，轻取南宁和昆仑关要隘。白崇禧商得重庆同意，调动中央军和粤军增援广西，随即又说服蒋介石反攻南宁。按照桂林行营制订计划，白崇禧准备48小时克复南宁外围，不料日军顽强固守，中国军队虽在昆仑关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因伤亡较大，已无力再兴起攻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日军从广州转用兵力海运桂南，突然迂回袭击中国军队前线枢纽宾阳，白崇禧严令反击，粤军拒不服从，加上通信系统瘫痪，导致昆仑关正面迅速溃败。基于各方不满，决定在4月19日撤销桂林行营，召白崇禧返回重庆，专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从此直至抗战结束，白崇禧专司幕僚职务。他曾秉承蒋介石旨意，和何应钦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和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诬蔑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参与到皖南事变中。

（“不同版本的桂南会战”图册部分来源）

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参谋总长与军训部长、航空委员会委员、校阅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校阅成都空军回来后，提出了三个建议：（一）设立空军幼年学校。他认为，在国防上无防空即无国防，基本是近代兵学的定论。鉴于中国青年体格不健、体力不强、学历优劣不等，建议成立招考高小毕业生受训六年（初高中各三年）的空军幼年学校，旨在养成冒险患难的精神。此议被国民政府采纳，即于四川灌县设立空军幼年学校，以陈嘉尚担任校长；（二）设立空军军士学校；（三）成立空军通信兵学校。以上建议均被采纳。他还注重对空军人员的保护。蒋介石曾对成都地区空军转场天水的十六架飞机遭日军袭击，几乎全军覆灭很是恼火，下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递解重庆枪决。经何应钦、吴稚晖等先后求情，仍然不准。白崇禧给何应钦出了一个挽救的主意：“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蒋介石批示“可”字。白崇禧拿这张批条找到蒋介石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蒋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开始时，白崇禧判他们无罪。但为免与蒋介石的原意相差太远，使事与愿违，遂给三人各判了几年徒刑，由何应钦转呈，蒋介石又批了个“可”字。三人坐监不久，便被保出任职。

这年冬，白崇禧以军训部名义编发了《游击战纲要》一书，作为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之教本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颁发此书时，他写有训令：“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各部队学校一律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对游击战在国民党军队的推行，白崇禧颇为认真。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在讨论对敌战法的军事会议上，白崇禧提出：国军在战略上采取消耗持久战，在战术上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进而又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当太原失守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黄河，离开山西。白崇禧立即建议大本营下达指令：“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当时，阎锡山打算将长官部撤离黄河，白崇禧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表率，岂能例外，极力反对。他还从山西地理位置的险要与阎锡山在山西的深厚感情来说明此项命令的贯彻绝无问题。

在此期间，白崇禧与历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经常发生冲突。为了争夺黄琪翔部，陈诚和白崇禧二人相互挖角，陈诚还将应属于军训部的战干团控制权纳入自己的政治部。而在军校的招生问题上，陈诚对白崇禧也有所干涉。白崇禧在作战中也有保存实力的意图。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6月，日军进攻衡阳（衡阳会战），蒋介石商请白崇禧驻节广西，协助张发奎进行作战准备。防守桂林原定桂军4个师担任，由于白崇禧有保存实力的私心，借口机动策应，硬是抽出两个师，结果导致漓江防线轻易告破。另外，“准陈诚系”将领薛岳也与白崇禧多次发生冲突。在桂柳会战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在衡阳失守前命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调赴湘西，均被薛岳拒绝。相反，薛岳将所辖部队从衡阳外围撤退后调往湘东。在此期间，白崇禧曾七次命令第七、第九两个战区进攻敌后，负责截断日军后路，以保卫桂林，但薛岳均未接受。白崇禧对此只能“深致愤慨”。

雄图破灭

主词条：淮海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1月，白崇禧兼任中国海军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6月，白崇禧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0月3日，为表彰白崇禧在抗战中立下的功勋，国民政府晋升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以填补该年2月陆军一级上将张学良退役后留下的空缺。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1日，陆军部改为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为总参谋长。后兼任国防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崇禧虽受命为国防部长，但蒋介石对他戒备甚深，让陈诚掌握统率陆海空军实权，国防部长只是“审定参谋总长所提关于国防需要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之计划”，不能决定任何问题。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白崇禧受蒋介石之命，于3月17日飞抵台湾，处理善后事宜。他到台后，宣布了处理事变的四个原则，成功平息了危机。白崇禧返南京后，蒋介石准备任他为张群内阁的副院长仍兼国防部长，以酬赏其功，但被白崇禧极力推辞。11月10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要他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以对抗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同月中旬，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正式成立。这是白崇禧自任国防部长以来蒋介石首次给他以部队的指挥权。白崇禧借此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守江必守淮”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主张华中“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巩固南京这个政治中枢的防卫。但蒋介石坚持徐州成立另一个“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华中“剿总”设在武汉仅指挥江北上游部队。白崇禧以为中原划分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根本违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如此分兵使用，前途不堪设想。但蒋介石担心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不许所请。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除自任总统外，副总统人选属意孙科；但李宗仁决意参加副总统竞选，白崇禧联络桂系力量，积极为李宗仁出谋划策，与蒋介石等斗智斗勇。在面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时，他建议李宗仁以退为进，以“弃选”置蒋介石于被动，进而反守为攻，于4月赢得竞选的胜利。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蒋介石下令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职，专任华中“剿总”总司令。6月6日，白崇禧邀李宗仁等在他的大悲巷雍园一号寓所进午餐，说他将赴上海住一个时期，必须要等到蒋介石答应他的要求，否则绝不接受此项任命。马佩璋对桂系幕僚抱怨说：你们“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公拉下台了！”白崇禧还公开嘲笑蒋介石说：“蒋老总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束脚，动弹不得，别人说他是步兵指挥官，我说他是步枪指挥官。”

数日后，蒋介石派吴忠信到上海去劝白崇禧回南京接受新命，白崇禧不为所动；后来又叫黄绍竑去劝他，黄绍竑一到上海，即打电话给住在虹口的白崇禧。白崇禧在电话中说：“你如果代表那个人来劝我，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黄绍竑说：“当然是那个人叫我来，但我自己还有别的看法。”等到两人一见面，黄绍竑就开门见山地说：“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白崇禧听后，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面谈。6月28日，他在汉口正式就任华中“剿总”职务。

是年10月19日，锦州被东北野战军解放后，何应钦等预感淮海会战可能随即展开，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部队，以期集中兵力，守卫南京。这本来是白崇禧当初提出的而被蒋介石否决了的计划，又由何应钦旧事重提。23日，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送北平请蒋介石核定。郭汝瑰临行时，总参谋长顾祝同再三叮嘱：“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仍分区负责。”可蒋介石听郭汝瑰说后，则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24日，何应钦电告白崇禧由白统一指挥大军的决定，并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项作战指示。在廖耀湘兵团于辽西大虎山地区全部覆灭之后，蒋介石于10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电召白崇禧即日从汉口飞南京，就中原统一指挥问题进一步洽商。当天下午，白崇禧抵南京，旋即参加国防部中原作战会议。在会上，白崇禧答应统一指挥各军，并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作了一些更动部署的拟议。但这时徐州“剿总”所属的几个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呈现出一字形布置在陇海线上，而白崇禧一贯主张“守江必守淮”，认为应将主力部署在淮河以南，两者大相径庭，要想变更部署已“时不我与”了。他怕蒋介石造成圈套，要他上当。同时，白崇禧发现上海、南京一带呼吁和谈的声浪兴起，觉得还是在汉口静观风向为好。于是到了第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时，白崇禧改变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回武汉后，他给何应钦发电称：“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继后，蒋介石电令将华中“剿总”所辖的黄维兵团（蒋介石嫡系）和张淦兵团（桂系部队）调到津浦路南段去参加会战。白崇禧只愿放黄维参战，坚持不同意派出张淦。为此，他与蒋介石在电话中大吵起来。为缓和矛盾，白崇禧派遣第二十八军（蒋嫡系）、第二十军（川军）来顶替张淦兵团。但蒋介石及其幕僚还继续强索张淦兵团，特别在黄维和杜聿明被围时，但都被白崇禧顶住了。12月初，蒋介石电令白崇禧指挥的第二军（蒋嫡系）由沙市船运南京，以在蚌埠附近参加会战。白崇禧对其作战处长说：“最好不要把它调走，要调走也不要经过武汉，他（指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还派亲信率警卫团将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抵汉轮船看守起来，国防部、参谋总部来电也不放行。蒋介石又亲自找白通话，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望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崇禧则以武汉重要，说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走。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争吵半个多小时，毫无结果。蒋介石骂白崇禧不服从命令，白崇禧反驳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蒋介石气得摔电话大骂，只能电令宋希濂、陈克非率第二军绕道湘西出长沙再坐火车东运。但从时间上就无法赶及会战了。

在淮海战役高潮时，白崇禧与其作战处长覃戈鸣讨论前途时说：“蒋快完了，我们不能为他陪葬，要一百八十度地向左转，李任潮（李济深）或许可以作桥梁，可以试一试。”他认为和共产党合作也要有实力做后盾；和平也是对等的，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否则便是投降了。从这时起，白崇禧即开始“备战求和”和“求和备战”两手活动。

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12月；敬：代24日）给蒋介石：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不忠，对民族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就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亥敬”电发出后，蒋介石没有任何反应。当时平津战役爆发，白崇禧又给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要求其“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

194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并致电白崇禧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要求他“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白崇禧接电后，并未“持以宁静”，而是继续采取一切可能运用的方法，逼迫蒋介石下野。接电后第二日下午，他派韦永成飞抵南京，往见李宗仁，转达其意：“蒋元旦文告所提五个条件，实为和谈故设障碍，藉以延长时间，争取喘息。应对蒋采取主动。必要时德公应当离南京到汉口，共谋和平大计。”李宗仁对此未作任何表示。白崇禧急不可待，以八万元港币的代价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从汉口送黄绍竑和其秘书陆启华到广州再到香港，目的在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中央进行和谈。但黄绍竑到港前十九天，李济深已应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于是黄绍竑又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见面，托其将白崇禧的意图转报中共中央。不久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沿平汉铁路北上石家庄，面见中共领导人。但等到黄绍竑将信息传给白崇禧时，蒋介石已经下野，白崇禧认为武汉“局部和平”已非必要，便寄托李宗仁以代总统地位搞“全面和平”。直到同月底，才派刘仲容北上。

1月21日，白崇禧听到蒋介石下野的文告后，从汉口打电话到南京，非常激动地对李宗仁说：“全文没有‘引退”这个词，蒋既不‘引退’，你李德公怎么上台呢？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蒋走得很干脆，不会拖泥带水。”据李宗仁后来回忆，白崇禧还劝道：“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但二人因看法不同而争吵起来。最后李宗仁说：“算了吧，你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二人感情破裂以此为端。2月初，白崇禧电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到汉口，商讨在广西后方加强战备措施。4日，黄绍竑也从香港到汉口。三人一同商讨时局，白崇禧主张缓和与在溪口的蒋介石的关系，黄绍竑指责白崇禧“谋和不反蒋”，就是诚意不够。

（“白崇禧与李宗仁”图册部分图片来源）

4月上旬，当刘仲容由北平返回南京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无论战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的意见后，白崇禧便作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并幻想江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广西部队合作，以保卫长江。他自恃握有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天擎一柱，且西南、西北还有“半壁河山”，大反前态，反对和平谈判，声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说：“以后谁再言和，给我抓起来！”准备通盘重新调整部署，与解放军作有计划的长期作战，划长江而南北分治。白崇禧的战略是：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调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互为犄角，以图谋固守湘、赣，防止解放军进入西南；张淦、鲁道源两兵团防守武汉；陈明仁、张轸两兵团布防鄂南、湘北；黄杰、沈发藻两兵团驻防湘东、赣西一带；宋希濂十万人马驻守鄂西、洞庭湖两岸。

4月21日凌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2日，白崇禧飞抵杭州，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紧急会议。蒋介石拨给白崇禧银洋四百万元（因中央银行没有这么多现洋，其中以一万五千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送这笔钱到汉口。但白崇禧没想到，在蒋介石的遥控下，汤恩伯部退入舟山、大陈岛，胡琏部直退潮汕，刘安祺撤往海南岛，均抗不从命。5月14日，张轸起义。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联名通电和平解放长沙。白崇禧率部至以衡阳、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的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的芷江与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弦形湘粤联合防线。针对白崇禧的作战特点和部署，中共中央军委指出：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军作战。因此，对白崇禧的作战，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以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其后方，迫其不得不与我方展开作战。白崇禧发觉解放军对其两翼迂回后，于10月16日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解放军尾追白崇禧部进入桂北，对广西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以第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前进，阻止白崇禧部西逃；以第四、十五兵团为南路，进至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止白崇禧部向海南岛逃跑；以第十二兵团为北路，暂于原地待命，尽量“示弱”，待西、南两路迂回部队切断白崇禧部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加以围歼。这时，白崇禧见其北面已暂缓和，认为南路解放军是孤军深入，遂决心部署南线攻势：以两个兵团南下，与在廉江地区的粤系残部配合夹击南路解放军，以保持其雷州半岛的退路。白崇禧部的这一行动遭到解放军南路的坚决阻击。27日，白崇禧部遭到反击后全线溃退。解放军趁胜追击，至12月1日，白崇禧部两个兵团被围歼于博白地区。白崇禧随即令其余部向钦州逃窜。12月4日、7日，南宁、钦州相继解放，由此白崇禧部南逃的大门被封闭。12日，解放军攻占镇南关。至此，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部十七万余人，除一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白崇禧随即乘飞机抵达台湾。

（“衡宝战役与广西战役”图册来源）

白崇禧在武汉任华中“剿总”时，藏有“狡兔三窟”的计算。他经常强调能战才能言和：要能战，一要兵，二要弹和粮，主要还是钱。白崇禧一进驻武汉，就成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派亲信中将高参唐纪任主任委员，其措施有二：

台湾余生

白崇禧到台湾后，于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评议委员的身份参加党务改组工作。后曾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

白崇禧在台长期受到特务监视。1952年的一天，蒋经国派人搜查白崇禧和薛岳家。其中白崇禧家被检查人员翻箱倒箧，连地板都被撬开搜查过，搜走不少黄金和美钞。白崇禧打电话质问蒋经国时，蒋经国说：“并非我的意思，你们打电话问总统好了。”他和薛岳又打电话给蒋介石，得到的答复是：“知道此事，不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实际上，蒋介石只对二人如此。此后，每当台当局开会攻击李宗仁时，白崇禧就赶紧随声附和一通。1954年，白崇禧受到弹劾，自此以后处于半退休状态。1964年，当李宗仁在美国纽约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效法国戴高乐政府（与新中国建交）时，白崇禧于3月18日致电李宗仁，吹捧蒋介石，并指责李宗仁“自毁立场”。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因心脏病突发，于台北松江路的寓所中去世，时年73岁（虚岁七十四岁）。当天清晨，他原拟南下参加高雄加工区落成典礼，参谋吴祖堂来催请，才发觉已经倒卧不起。传言白崇禧为蒋介石派人毒死（具体争议参见“人物争议-死亡原因”部分）。白崇禧死后，蒋介石亲往白府吊唁，并宣布为其隆重举办丧礼。出殡当天，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蒋介石以下，党政军高级官员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达千人，由何应钦主祭。公祭仪式结束后，随即行盖棺礼，按军礼，由四位现役“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周至柔、黄镇球、余汉谋执旗，覆盖棺木上。仪式结束后，他被葬于台北市近郊六张犁回教公墓。

（图册来源）

主要影响

军事建树

白崇禧在军事上以多谋、狡诈著称。他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与李宗仁、黄绍竑部联合，驱逐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的势力，开始了对广西的控制，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

北伐战争开始后，白崇禧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指挥和参与指挥了滁槎、龙潭战役，大破孙传芳部。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张作霖由京津败退东北以后，指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各一部，于天津以东地区歼灭直鲁联军残部。

全面抗战爆发后，白崇禧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兼航空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参与指挥徐州、武汉等会战。11月，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长江以南的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的作战。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指挥桂南会战，一度夺回昆仑关，重创日军。

白崇禧在全面抗战期间，白崇禧还主持编写《游击战纲领》和《现代陆军军事教育的趋势》等军事教材，这些教材对在各战区、各军事学校、军训部内组织干部训练团，培养军事干部人才，指挥国民党军队实施游击战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在桂林设“兵器研究委员会”和“战术研究会”等，研究抗日战术包括游击战及武器使用等，对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白崇禧曾任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对空军进行整顿，针对空军装备薄弱环节和抗战中的教训，提出了加强空军建设。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他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三条建议：设立空军幼年学校、空军军士学校和空军通讯兵学校，并申述具体方案，均被采纳实施。

战略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白崇禧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桂林行营主任等要职，参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制定战略和作战计划，提出过不少有见地的战略和战术主张，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主要思想见下文。

（一）全国总动员，开展全面抗战

白崇禧认为，战争的胜败不只取决于军事力量，更决定于整个国力。因此，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较量。尤其是中国抗战敌强我弱，单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发动全国的政治、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一切力量，配合军事力量，才有胜利的希望。因此，对日抗战，应进行“全国总动员”，开展“全面抗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日持久战略，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进行全国总动员，实现全面抗战，白崇禧认为，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进行改革，“取消腐败政治，实行革命民权，使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活动，参加到抗战阵营里”。军事上，要把全国的所有武装力量，包括中央和各省的军队，都动员起来，开往前线对日作战。经济上，把国民经济“由平时状态变为变为战时状态”，开放工商政策，鼓励民众努力生产，以保障前方物资的需要。文化上要努力宣传抗日，提高全民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通过全面动员，使全国农工商学兵一体配合，共同致力于抗日，使“每个行业都成为战争的有力工具，每个同胞都成为勇敢的战士”，以此形成全民族的抗战。

此外，白崇禧很重视发动民众工作。他认为全国总动员的关键是民众的动员。现代战争，虽然兵器进步，科学发达，但人仍然是决定胜负的最大因素。中国有超过敌国七倍以上的人口，如果动员全国壮丁都参加抗战，一定能够打败敌人。因此，“民众是抗战的源泉，是抗战的基本力量”，“地方可失，民众切不可失”。白崇禧的这一认识是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作战方针下，造成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损失惨重的事实中得出的教训。他总结“第一期抗战”的得失后指出：“抗战一年来，我们最大弱点是未能广大动员民众和未能进行政治抗战两大问题。”由此未能得到民众的支持。经过总结，白崇禧认为“第一期抗战”只是单纯的军事动员，政治并未动员，只是军队抗战，民众并未抗战。他呼吁：“今后抗战首先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实行由军事抗战到政治抗战，由军队动员到民众动员，使民众充分帮助政府和军队。”白崇禧的这些经验，实事求是的指出了国民党军队抗战败多胜少的真正原因，颇有远见。其主张有利于各党各派和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全面抗战前期的广西，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

（二）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确定的基本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略。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战役都是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然而，广大官兵虽英勇奋战，在淞沪会战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自己也伤亡惨重，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对长期抗战造成很大的不利。

针对上述作战的损失惨重，国民党不得不调整作战部署。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各个战场的作战得失。白崇禧认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国军队如继续按原战略方针与之硬拼，恐难以持久，建议制定新的战略和作战计划，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为蒋介石所赞同和采纳，并通令全国各战区执行。白崇禧解释说，所谓“积小胜为大胜”，就是由于中国军队装备远不如敌人，不宜与其打大仗，拼消耗，应以小战形式袭击敌军。今天杀死敌人一百，明天杀死敌人几十，数目很小，只能说是小小的胜利，但把各处的小胜集合起来，就足以成为大胜利了。以小胜逐渐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能渐次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最后打败敌人。所谓“以空间换时间”，就是运用全面战术，不守一点一线，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在广大地区同敌人周旋，以广泛之空间换取整备战力之时间，以达到消耗敌力获得最后决胜之目的。白崇禧认为，日本兵备强，但国小资源不足，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弱国，土广民众，资源充足，能够长期战争。在强敌面前，我们应暂时放弃一些地方。但随着敌人深入内地，就可以在辽阔的土地上运用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逐次抵抗，分散日军兵力，赢得时间，长期抗战。

“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使国民党抗日战略指导思想更为具体化，容易为兵众所理解，一度成为国民党各战区部队所流行的战略口号。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对改变国民党战场被动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台儿庄战役中，白崇禧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二人接受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建议，吸取淞沪会战等教训，按照新的战略思想部署作战。在津浦路南段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阻止日军北上支持其南下之部；在北段实行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结果取得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台儿庄战役之后，白崇禧和李宗仁联名致电蒋介石，建议：“第二期抗战之方针应避免阵地战，以运动战消耗敌之兵力，而收‘积小胜为大胜’之功。拟在包围阵线上仅配置少数监视兵，将主力分别集结于机动之位置，一面破坏敌后方交通，一面以小部先游击，诱致敌人于阵地外求决战，敌由何方增援，均可应付裕如。”后来，白崇禧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等一些战役中继续运用了这一方针，大都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然而，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局来考虑白崇禧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并不完全符合战争的发展规律。抗日战争过程是错综复杂的，战争形态是犬牙交错的。对日作战有退有进，一方面可以放弃一些地方，另一方面可以收复一些地方，有的是收复再放弃再收复。到战略反攻的时候，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收复失地，就不能进行“以空间换时间”。因此把它作为整个抗战的战略口号和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不正确的。并且，这一方针还使得有人以此为口号保存实力，消极抗战，或为自己不战而逃、丢失国土做辩解。

（三）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

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严重失利，不仅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也暴露了战术上的问题。对此白崇禧是有深刻认识的。他说：“我们在南北战场所运用的，还是日俄战争时的一线似的展开兵力，这种一线似的战术，就容易被敌人突破，这种陈旧的战术也是屡遭失败的一个原因。”因此认为要改变国民党军作战被动的局面，必须研究战术问题，改变传统的正规战，以适应战争的形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的武汉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同时，建议开展游击战。他说，以中国的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单纯正规战难于取胜，“应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人局促于点线之占领，配合正面战场主力部队作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这时，八路军在华北正开展游击战，吸引了大量日军，有利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这也给白崇禧以很大的启示。他认为，八路军的游击战经验值得借鉴，他们不但固守了山西太行山的五台山根据地，并转入敌后发动“全面战”，使山西的民众动员起来，与军队配合，如敌后各省都能这样，敌人必感到重大困难，终至崩溃而后止。白崇禧的建议曾引起国民党内的争论。有人认为国民党无游击战的经验，反对游击战；有的视游击战为“保存实力”。白崇禧据理力争，指出以打游击“起家”的共产党亦为中国人，共产党能打游击，国民党也可以打。游击队在敌后作战，环境险恶，补给极为困难，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才能打开局面，这种特殊战争“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经过一番争论，他的建议终得通过。白崇禧成为国民党游击战的首倡者。

白崇禧为推行游击战，可谓颇费苦心。首先，他认真进行游击战理论研究，阐明游击战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在战争中，正规战彼此要势均力敌，装备兵力素质都要相等，发动攻击要有优势的兵力。而游击战则不然，它机动灵活，在空间部分东西南北左右，作战行动俱无一定的规律，以神出鬼没的姿态出现于敌之四周，待机歼敌，这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长期抗战，消耗敌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他还指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南口、太原、上海诸役完全是按照战术上正规的战法实施的，所以伤亡极大，这并不是说正规战不好，而是说正规战得有先决条件，双方要势均力敌。现在中国军队的装备不如敌人，空军、战车、大炮都不及敌人，所以得下决心改变传统的打法。而且，日军在战法上不断变化，有时是几种战法并用，互相配合。这就要求中国方面不能墨守成规，死守正规战，要改进战术，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战争形势。他说：“我们由正规战变为游击战，可以说是我们战法的最大进步。”

在如何开展游击战的问题上，鉴于国民党军队历来对游击战欠缺普遍与深刻研究的情况，白崇禧认为首先要学习游击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建议设立游击训练班，调集各省军官训练，请八路军教练游击战术。他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赞成，随后西南干部游击训练班在南岳成立，蒋介石任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具体主持干训班的工作。八路军应邀派去了一批干部担教官，白崇禧指示广西除派军官参加外，也选派地方行政干部前往受训。这是当时派有非军事人员参加干训班的惟一省份。南岳游击干训班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又一丰硕成果，为抗战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此外，白崇禧还收集游击战资料，写《游击战纲要》一书，由军委会颁发各战区，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在白崇禧的努力推动下，国民党曾一度比较重视游击战。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提出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国民党军队以三分之一兵力在沦陷区作游击战。此后，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留在敌后打游击，增设了冀察、苏鲁两个敌后游击区，第五战区建立了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可以说，国民党敌后武装在敌后坚持了相当长时期的敌后作战，保持了在敌后的阵地。但从总体上看，国民党并没有真正认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意义，在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游击战争。白崇禧虽然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战中关系战局甚大，但没有从战略高度分析游击战在抗战中的特殊性及其规律，仅强调中国军队装备落后，武器不如日本，通过改变战术，运用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他的游击战理论仍停留于传统的军事理论上，即游击战仅属于战术问题。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国民党敌后武装在战略战术上仍固守正规军所用的那一套，以阵地战为主，游击战只是偶尔为之。这就不能正确地反映敌后抗日战场的客观要求，使之归于失败。此外，国民党更没有真正动员和组织民众，甚至扰民害民，得不到民众的支持，结果在敌后无法生存下去，这些武装大部分都投降了日军，沦为汉奸。

（四）独立自主的抗日外交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对此，白崇禧是有清醒认知的。他说，列强各国对我们抗战“仅不过精神上的同情和道义上的呼吁而已”，“大都观望不前，不敢从事积极的声援和实际的帮助”，“除了比较积极帮助我们的苏联外，可以说尚未见二个国家”。白崇禧的这一看法，基本上符合抗战初期中国与国际关系的情况。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形势，正确开展对外关系就成为关系中国抗战前途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过对复杂国际关系的分析，白崇禧指出，在国策上我们应该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他说“九一八事变”以来，我们在外交上“多脱不了依赖性”，最初依赖“国联”，以后依赖“九国公约”“非战公约” 。结果得到的是“丧权辱国”；抗战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这也是我们抗战败多胜少的一个原因。在这里白崇禧实际上是批评国民党仍然奉行依赖性外交，希望各国列强主持正义，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是不现实的，应该吸取教训，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外交方针，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正确把握对日抗战的战略方针。

白崇禧主张“独立自主”的外交，但并不拒绝外援。他认为现代战争是世界性的，反对日本侵略是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尤其是日本是一个强国，中国是一个弱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打败不了敌人的，必须有“国际助力”。中国应该联合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才能获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他说，“独立自主”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而是“不可存心依赖”别人，要自力更生，坚持长期抗战，这就是所谓“天助人助，能够自助才可得到人助”。他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积极开展对外关系，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首先要同苏联加强邦交关系，“我始终认定苏联是同情中国抗战的，如能和他更进一步的联系，必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与英美等国也要建立必要的友好关系，以争取他们财政上物质上的帮助。但是英美列强都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只讲利害关系，不顾道义”；为了自己的利益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企图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因此中国要有所提防，不可抱有幻想。白崇禧针对当时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批评说：“有人希望召开太平洋会议，希望从这次会议中成立对日的和平妥协，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错误的观念。”

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形势下，白崇禧的这些外交战略思想，对当时中国如何把握抗战中的国际形势，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争取国际援助，坚持长期抗战，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民政建设

民国二十年（1931年）宁粤议和后，广西得以偏安一隅达五年之久。期间，白崇禧协同李宗仁精心治理广西，以恢复元气，为今后之发展建立基地。由于李宗仁大多时间住在广州协调与广东的关系，省内事务多委诸于白崇禧。白崇禧仿效春秋管仲相齐“作内政以寄军令”“寓兵于农”等做法，依靠民团来建立和强化全省基层政权，贯彻实施其励精图治的政策。他首创自卫、自治、自给（“三自”），寓兵于民团、寓将于学校、寓征于募集（“三寓”），实行“三位一体”的“一人三长制”：村（街）长兼任民团后备队队长和国民基础学校校长，乡（镇）长兼任民团后备队大队长和中心学校校长。他在全省实行军事化，进行意志、力量、物资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还规定公职人员一律穿粗布灰色制服，男子一律不准蓄发，自己亲作表率，大力革除旧习。当时舆论称赞广西“政风朴实、简洁，政令贯彻乡村，干部朝气蓬勃，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

历史评价

龙潭战役之后，时任行政院长谭延闿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抗战期间，张冲曾对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表示：“现在白崇禧在桂林担任西南行营主任。此前他在南宁指挥不当，他性格软弱，容易被下属左右，无法取舍下属建议。”

衡宝战役期间，中央军委在发给林彪的《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电报中称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衡宝战役以后，苏联作家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对林彪进行了采访。他问林彪对白崇禧的评价，林彪回答：“我认为白崇禧是国民党军将领中最有才干的一个，而这句话可以说并非过奖。他不用说有多年的军事经验，他的指挥也比其他国民党军将领高明，可是因为他的军队现在是非常明显而且公开地在与人民为敌，而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而且军事上的形势各方面也对他完全不利。因此，白崇禧那一点或多或少的军事才干，实质上在这里也就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

蒋介石晚年将国民党的军事失败诿过于白崇禧。他在白崇禧去世后的日记中写道：“昨晨往悼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为党国败坏内乱之一大罪人也。”

张发奎：“白崇禧有军事天才，军事学识与军事才能俱优，还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足智多谋，难怪人们称他‘小诸葛’。但他不像李宗仁那般具有恢宏的气度。白崇禧非常‘阴’（险），不坦率，遮遮掩掩的。事实上，除了李宗仁，桂系的领袖们都是这一类型。”

徐启明：“健公在每一次战前总尽一切可能以期获得情报，最后才下决定。”

徐复观：“白将军以小诸葛自许，我摸不清他的底细。但我的观察是，他在高级将领中，是幻想最少、算盘打得较为确实的人；他的气魄和精神，是不完全在仪态和语言上，而肯表现在他的工作效率上的人。”

程思远：“直到国共合作，两广统一，北伐兴师，桂林才出了两个蜚声寰宇的名将，一是李宗仁，一是白崇禧。‘李白’以友谊和事业互相维系，在统一广西时，驱沈（鸿英）倒陆（荣廷），在离开广西后北伐抗战，患难相扶，甘苦与共，自是‘李白’之名遂常为人们所称道。然因最后处境不同，终不免分道扬镳：李宗仁看到天下大势所趋，祖国必须统一，于1965年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白崇禧则因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竟冒然到台湾‘归队’去了。”

陈存恭：“我幼年即闻将军大名。时值抗日期中，乡里长辈谈及将军，辄眉飞色舞，大有‘有小诸葛在，东洋鬼子其奈我何’的乐观心理。”

李宗仁之子李幼邻曾回忆说，白叔叔待我如亲侄，但我对他却敬而远之。众所周知，白是有名的“小诸葛”，在军事上足智多谋，给人的印象是威风凛凛。他在待人接物上，似乎总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让人仰视而感到压力。每次与他见面，他总要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问许许多多的情况，并要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搞得我很紧张。尤其是小时候，每每看到他威严、庄重的样子，心里着实有点害怕。

白先勇：

周瑞海：

人物荣誉

白崇禧一生获得中外勋章二十余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元旦，因抗战有功，白崇禧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等云麾勋章、宝鼎勋章。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白崇禧接受美国颁发的嘉猷勋章、自由勋章，英国巴斯武士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成为首批抗战胜利勋章的获得者。还曾获得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一等复兴荣誉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章、光华甲种一等奖章、忠勤勋章、华胄荣誉奖章及美国功绩勋章（司令官级别）。

轶事典故

童年事迹

白崇禧与弟弟白崇祜在私塾读书时，同学中有一个叫毛长林的，年十七岁，每逢初一、十五，勒令同学供其金钱、食物，称为“进贡”。他的座位处于书房通往厕所之间，同学路经此处，毛长林动辄索要“纳路税”。白氏两兄弟常遭其欺侮，但因年幼不敢与之斗力，于是商议以智取胜。一日下午放学，乘毛长林下五级石阶时，白崇禧出其不意，在后用力一推，毛长林滚滚而下。白乘机踢其两脚，迅速跑开。毛长林因面部、膝部受伤流血甚多，其家人向白父责难，白父只能赔偿其医药费用，而对白崇禧因受辱而报复的行为则不予深究。白莲洲为维护纲纪，将白崇禧棍责，又告诫毛长林不准再欺侮同窗。从此，毛长林的“纳贡”“苛捐”因而取消，同学称快。

白崇禧在广西省立初级师范时，有个叫何树信的同学系桂林城内人，因成绩不能与之竞争，则常以“乡下人”取笑白氏兄弟俩。白崇禧以为大丈夫不能受辱。一日，借故将何打倒在地再踢两脚以示惩罚，被校方记大过处分。

人际关系

白崇禧的祖先为元朝大臣伯笃鲁丁，原籍江宁府上元县，住水西门内。伯笃鲁丁的次孙永龄（官名伯龄），于明初被分派到粤西为官，遂与兄弟永清、永秀等入粤，因而落籍桂林。相传明太祖禁止人民用外国姓，于是他们改“伯”姓为“白”姓。伯笃鲁丁一系，传十五代，到白家太高祖白榕华。白榕华于乾隆甲午科赐进士出身，曾任四川开县知县，调署茂州、直隶州知州，后年迈退休，遂定居桂林山尾村。

白榕华之后，递传到十八代，就是白崇禧的父亲白志书。白志书，别号友三，自幼耕读，十九岁时因习作联句所用之音韵与其师不尽相同，受不当处罚，遂愤而弃儒从商，于桂林西乡苏桥墟开设永泰林商店，经营糖、油、豆、纸等什货。三十五岁时与西乡罗锦墟马全记之大女、二十四岁的马氏结婚。婚后生七男四女，夭折三男一女。长成者四男，即白崇助、白崇伦、白崇禧、白崇祜；女儿三人，即长女白年妹（适海）、次女白德贞（适马）、三女白三妹（适博）。

因白志书早逝，家道中落，生活困难，七个儿女都由马氏一手扶养。马氏认为白崇禧长大必有出息，所以倾全力栽培，让他进私塾读书。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3月16日，白崇禧在桂林东正路家中为马氏举行九十大寿。为此，他一改不喜排场的惯例，在家中摆席三天。这次寿宴，蒋介石特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到桂林代表祝贺，驻华美军司令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也来参加。

白崇禧的妻子是马佩璋。马佩璋生长于官宦之家，其父马维琪出身科甲，任兴安县令。她曾进入桂林女子师范读书，还参加过学生游行。白崇禧与马佩璋共有10名子女，分别为长子白先道、次子白先德（学土木工程专业，曾设计白家的“白榕荫堂墓园”）、三子白先诚、四子白先忠（美国工程院院士、福斯特慧勒开发公司总裁，其夫人赵守偀为张学良外甥女）、五子白先勇（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昆曲制作人）、六子白先刚、七子白先敬、长女白先智、次女白先慧、三女白先明。1962年，马佩璋因高血压症逝世于台北一家医院，终年59岁。白崇禧安葬妻子于台北近郊六张犁回教公墓，于右任题写了碑文。

（图册部分来源）

主要作品

白崇禧在抗战胜利后，著有《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该书总结了他当八年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视察学校与部队所得意见。自1963年2月开始，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采访，直至去世前八天止，被先后访问一百二十八次。其谈话内容被整理陆续发表于香港《中报》月刊1980至1985年间。南昌陆军学院又将《中报》五年多来的连载资料编纂成《白崇禧回忆录》一书，并由解放军出版社于1987年5月出版。

人物争议

观点出处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4日夜，白崇禧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去长沙，途中所乘的吉普车出故障，只能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南移途中经过此地，见到白崇禧，即下车对其说：“健生兄，我们接到确切情报，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这里不远，你还是与我同车一道到长沙吧。”白崇禧考虑再三，上车与他同行。一路上周恩来与白崇禧相谈颇多。白崇禧就共产党问题笑着对周恩来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周恩来回答：“你们广西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在武汉时，二人已有接触，周恩来曾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介绍过。白崇禧将此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向蒋介石转述。经蒋介石批准，此言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这一说法主要来自曾经在李宗仁身边工作的程思远的回忆。

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不同意前述观点。白先勇转引白崇禧口述，说“他想出这套抗日战略是受了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启发”。另据学者杨天石等人研究，白崇禧提出这套战略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其内容与这年5月底发表的《论持久战》演讲也不尽相同。

（“白崇禧与白先勇”图册来源）

军事布置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也称徐蚌会战）中失利，蒋介石嫡系部队损失几近殆尽。蒋介石数次命令白崇禧出兵救援，白崇禧“按兵不发”，使蒋介石大怒。

1954年3月，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湖北代表但衡今提案弹劾白崇禧，重点是指控徐蚌会战白崇禧“按兵不动”，不救援徐州。白崇禧书面答辩如下：“华中辖区奉命调往增援徐州部队计：黄维兵团所属之十八军（胡琏）、八十五军（吴绍周）、第十军（熊绶春）及整编第二师（师长何竹本），皆为华中最精锐之部队，由信阳、确山地区向蒙城方面增援。又二十军（杨干才）、二十八军（李勃）两个军，亦由汉口地区由长江赶运浦口驰援，另辖区仅有之一个战车营亦随往参战。计兵力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乃系华中主力，均系增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

白先勇则认为，白崇禧在第一时间（淮海战役开打一星期）即派遣华中装备最好之黄维第十二兵团，共十二万官兵开往徐州援救，途经安徽，在双堆集被解放军包围，黄维被俘。淮海战役由蒋介石全权指挥，他要负最大责任。“国民党宣传机构诬陷白崇禧按兵不动，是替蒋介石诿过”。

立场问题

根据《党的文献》2013年第05期王福曾《俄罗斯公布的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组往来函电》一文的披露，毛泽东在1949年1月7日，向“捷列宾”（即联共与中共间的联络员奥尔洛夫），详细介绍了国民政府高级军事将领的通共情形，白崇禧赫然在列，可谓内战最大牌的通共国军将领。捷列宾向苏共中央报告称毛泽东对他讲，白崇禧告诉我们的人（指中共地下人员），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马上照办不误。

信仰与民族

白崇禧信仰回教，其阿拉伯名为“Omer（欧默尔）”，还曾在台任“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但他在宗教上较为开明，并不要求子女信仰回教。如其第五子白先勇便说自己差点入了天主教，后来发现基本的宗教感情是佛教的。而一些有关白崇禧的公开资料，介绍他的民族为“回族”。关于这种说法，白崇禧本人则并不认可。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专书《白崇禧口述自传》（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白崇禧认为自己家已经“多年来汉化了”，“不应再用回族这名字”，只强调自己“但信仰回教”。

死亡原因

关于白崇禧的死因，主要有心脏病发作、被谋杀和风流死三种说法：

后世纪念

墓葬

白崇禧墓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信义区六张犁一带的回教公墓。墓园为台湾少见的伊斯兰式建筑。白家在此建“白榕荫堂墓园”。墓园最高处，建有“崇禧清真寺”一座，寺前矗立一座似锏一样的冲天柱，锏前刻“忠肝义胆”、后书“仰不愧天”，锏身左右有“桂林白崇禧”书两联：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

故居

白崇禧故居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位于广西省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山尾村。原为庄园式建筑群，占地2000多平方米，园中有学堂、清真寺等；现存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主楼，占地841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主楼内设花坛、鱼池、客厅、卧房等，四周高墙合围，大门两侧设炮楼。二楼的前座为戏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蒋介石夫妇曾到此观戏并为白崇禧母亲祝寿。2001年，白崇禧故居被列为临桂县（今桂林市临桂区）文物保护单位。

白公馆

白公馆位于上海市汾阳路150号。原为万国储蓄会斯比尔门的住宅。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曾经是白崇禧的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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