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1981年5月7日），字光亭，陕西省米脂县人。中国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杜聿明于清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二日（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府城内，其家世代居住于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曾参加同盟会，并在米脂鼓动民团驱逐清政府官吏，并反对袁世凯称帝。杜聿明的生母叫高兰庭。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常偷偷到野外去打野鸡，并偶有猎获。12岁时，他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得到了李鼎铭的指点。不久，祖父母相继去世，当家的伯父杜良辅也病故了。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他很快地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杜聿明16岁时，杜良奎由榆林返家，见他因操持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聿明则随父到堂哥杜斌丞担任校长的榆林中学继续读书。在校期间，杜聿明爱好体育，并很快学会了步枪射击瞄准要领。他立下这样的志向：“要么学好英语，能够出洋去看一看世界强国，学一学他们富国强兵的方法；要么投笔从戎，自己能够训练出一支保家卫国的精兵。”毕业考试后，因英语成绩不佳，杜聿明遂决心从戎。

进入黄埔

民国十二年（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同县人曹秀清结婚。正当他急于寻求出路时，突然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与此同时，他也在报刊上看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办洛阳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杜聿明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雷云孚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南下广州。因为陕西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向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推荐，杜聿明等人全部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于右任赠给他一幅对联：“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入学后，杜聿明被编在第三队第三区队第九分队，队长为金佛庄，同学有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人。

开学不久，学校开始办理入党登记。杜聿明同时收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两份登记表。他接受了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成为正式的国民党党员。受训六个月后，杜聿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他精心安排士兵每月六元的伙食费，带着炊事兵上街买菜，然后又跟着下厨房做饭，全连伙食办得很好，深受连长和士兵的称赞，不久便被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杜聿明当上副排长后，却对士兵要求苛刻，以致不得人心，处境困难。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杜聿明”图册来源）

辗转南北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杜聿明随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时任该团宣传队长的陈赓，见杜聿明在连里呆不下去，便把他调到宣传队当队员，担任检查部队军容风纪的任务。杜聿明发现任何一个官长或士兵，只要打破百姓的一只碗或损坏一棵庄稼，都要有关人员照价赔偿，有时还自己掏钱赔偿。进攻淡水城时，蒋介石挑选敢死队员，作为爬城先锋，杜聿明自告奋勇，但未入选。

东征军攻克淡水后，杜聿明长了一身疥疮，请假回广州医治。疥疮治愈后，他回黄埔军校谒见党代表廖仲恺，廖仲恺大喜，说：“你们来得正好，胡景翼（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要办军官学校，连连打电报请广州派人协助，现在派你们到河南去，帮助胡筹备建校。”临行前，廖仲恺将一封信交给杜聿明，要他经过北京时，将信面呈孙中山。同年3月初，杜聿明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的接待。他们见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将廖仲恺的亲笔信递给孙中山的副官马湘，随后致信廖仲恺，汇报了孙中山的病情。接着，他们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一个月后，胡景翼因病去世，新任军长岳维峻对苏联顾问和黄埔学生都不相容，杜聿明等被迫返回陕北。

不久，国民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营长吴宝山为扩充势力，重金聘请杜聿明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之后，补充营在榆次被晋军缴械解散，杜聿明被押至太原监狱。太原警备司令李生达是老同盟会员，对黄埔学生抱有好感，遂将杜聿明释放，还摆酒饯行。获释后，杜聿明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信，汇报自己的情况，请示行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争取机会和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灵榇的守护。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到达北京后，高桂滋将补充营改编为毅军第五混成旅，杜聿明随军移驻碧云寺静宜园守护孙中山灵榇，任特务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同年秋，杜聿明因偶尔的违命被高桂滋免职，于是留在北京做国民党党务工作。

步步升迁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发起北伐战争。杜聿明获悉这一消息，决心南下归队。他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老虎桥监狱。一天深夜，他约同牢囚犯数人，越狱逃出，乘船到达武汉。到武汉后，他求见了邓演达（时任国民党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邓演达向他了解北方一些情况后，询问其去向。杜聿明答道：“我准备到南昌找校长。”邓演达只叫他到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兵团团长张治中。

当时，武汉正发生“血花剧社”事件。张治中会见杜聿明时，问他对此事件有何看法。杜聿明说：“我反对血花剧社有人提出反蒋的口号，我认为反对校长就是反革命。此中定有人捣鬼。不过我们国民党的处理也有不当之处，这种小事不必弄成惨案，搞得舆论哗然，不利于革命。”张治中点头赞许，并提醒他要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张治中还劝他，在南昌方面战局未定以前，可以先留武汉工作。因此，杜聿明打消了去南昌找蒋介石的念头，在学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民国十六年（1927年）宁汉分裂后，武汉方面掀起了大规模的“倒蒋”运动。一天，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将枪决在学生兵团任职的张治中内弟洪君器。当时据洪君器的传令兵告密说：“张治中、洪君器等企图将学生兵团带到南京。”于是，武汉当局将其逮捕。会上，当众人高呼“打倒蒋介石，枪毙洪君器”时，杜聿明默不作声。当晚，三连召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大会，对杜聿明提出质问，他始终不答一语。最后，全连以党员大会的名义，决定将杜聿明先行禁闭，待请上级彻底查办。有一天，杜聿明听到一个守卫闲谈说：“这些都是反动分子，很快就要枪毙掉。”于是在当晚冒死出逃，扮成商人模样，乘船前往南京。

杜聿明到南京后，找到了时任总司令部训练处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治中。张治中又带他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很高兴，给了杜聿明一些钱，并叫他到总司令部黄埔同学会登记处登记。于是张治中委任杜聿明为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同年8月，蒋介石被逼下野，张治中出国考察，杜聿明跟着也失了业，只能靠南京黄埔同学会每月十二元的津贴维持生活。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任命杜聿明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1929年）初，杜聿明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随后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同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聿明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他很重视团长的职务，在任上格外奋发努力。师长徐庭瑶要求部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垮不堪，唯独杜聿明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其大加赞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的行动，在霍丘被红军邝继勋部击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徐庭瑶令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于7月13日晨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为此，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他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庭瑶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聿明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师长关麟征）。

古北口抗战

主词条：古北口抗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日军。3月9日，第二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的军长王以哲联系。王以哲要求第二十五师接替第一一二师的长城阵地，在第一线防守，关麟征不同意接防长城阵地，坚持在古北口南城占领第二线阵地。双方相持不下之际，杜聿明向关麟征建议说，从地形上看，长城比古北口地势高，高屋建瓴，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俯瞰制约来犯之敌。但关麟征还是不同意。结果，第二十五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形成第二道防线。而第一一二师主力却撤守古北口以西高地，仅留一个团守备长城第一线。

第二天，日军西义第一军第八师团及骑兵第三旅团迅速突破左翼第一一二师阵地，进占古北口关口，并乘胜向第二十五师阵地发起攻击。关麟征指挥所部张耀明第七十五旅反攻，在争夺一处高地时负伤。这时，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继续同日寇浴血奋战。3月12日，杜聿明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率部撤至密云整补。不久，该师移驻河南洛阳，杜聿明又奉命率部追剿河南悍匪崔邦杰，予以全歼，受到刘峙和何应钦的重视，却为关麟征所猜忌，被迫离开第二十五师。

整军备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他正式加入了复兴社，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复兴社成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他本应返第二十五师供职，但由于和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少将队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的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被委任为首任装甲兵团少将团长。淞沪会战时，杜聿明率领装甲兵团第一营的二、四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团被扩编为第二百师，杜聿明担任中将师长。杜聿明认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拥有优良装备只是条件之一，最重要的还须有能够使用这些装备的官兵，否则这些装备就是一堆废铁。因此，他集中精力大举练兵，决心在短期内将第二百师练成一支能够驰骋疆场与日军打硬仗的劲旅。

杜聿明主张练兵首先练官，练官首先练自己。他自从任装甲兵团团长开始，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当师长后，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为了掌握技术，他穿上工作服，刻苦学习驾驶和修理，常常钻到车底下修底盘；他还把新发现的问题，随时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战车和步兵联合战斗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之间的配合；战车射击和伪装；战车与炮兵协同等问题。杜聿明善于学习，做到不耻下问，深入探索，终于由外行变成内行，逐渐系统地掌握了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指挥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全师官兵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形成了练兵高潮。当时，国民党随军记者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钻研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矣。”杜聿明说：“我们不但要加强作战指挥和战斗训练，还必须注意到加强精神训练，丰富官兵文娱生活。”他特委了一批政治干部，经常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思想，要求连队成立小型俱乐部，创办黑板报，教唱军歌，经常组织球类、田径比赛。这些措施，深受官兵的欢迎。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一方面是作为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的总预备队，便于调动外，另一方面也有监视桂系的作用），杜聿明升任副军长兼二百师师长，代军长徐庭瑶主持军务。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聿明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的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除惰、除伪、除欲、除恶）、“三习”（习精、习诚、习勤）的朝气。

这时，杜聿明把练兵的重点转移到步兵师的训练上来。他认为，战场上决战的胜负，阵地攻防的得失，完全依靠步兵来完成，机械特种兵，只在火力协同，用火力的优势来压倒敌人，要达到攻必克，守必固，全部歼敌于战场上，是要由步兵师来完成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士兵体格，并注重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训练。他每到各团、营、连看士兵训练时，都一一做示范，同士兵用步枪、轻机枪射击比赛，提出谁打得满分，当场发奖金；发现教育上有发明创造的，当场讲评表扬，并传令各师派军官来观摩。后来重庆军事委员会派员来校阅，第五军的军事训练列为全国第一。此时，杜聿明年仅三十四岁。

昆仑关大捷

主词条：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

为截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起，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1月17日，日军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日军。

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进占了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日军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建议道：“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的日军。他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正面战斗；戴安澜第二百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日军身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方面的日军。第二天，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的第五军司令部视察，严令杜聿明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杜聿明连声称“是”，毫无难色。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郑洞国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但在19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攻，再度攻陷昆仑关。此后，双方围绕此地进行反复争夺，官兵伤亡甚重。

杜聿明在此期间，集中全副精力掌握战斗时机。虽然日军的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在杜聿明的身边爆炸，但他极为镇定，从容指挥战斗。他随时传令嘉奖并用物质鼓励作战英勇的部队，以鼓舞士气。他每天随身携带一部电话机，一架望远镜，冒着日军炮火的轰击和日机的轮番轰炸，不计个人安危，来到便于瞭望的前沿阵地，观测敌情战况，因而对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兵力火力，能够作出合于实际的判断，并据以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经过缜密的研究比较，并同各师长研究后，杜聿明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日军。

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日军纵深阵地，将日军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进行了整整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攻克昆仑关、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

昆仑关一战，日军损失巨大。据同本战后公布的材料统计，这次战役，第十二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士兵死亡四千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也于24日在九塘东北的枯桃岭被郑洞国的第三团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为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第一次采取步、坦、炮、空诸兵种协同作战。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 “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四百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远征缅甸

主词条：缅甸战役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在考察完毕的那个晚上，他依据为期一百天审慎考察所得到的情况，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然后通宵达旦地在长达三十万字的“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上，执笔写下这样的结论：“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治战略整个策划的。日军侵略越南并与泰国建立友好条约表明，它即将向英国的远东殖民地进军，这样既可夺取英殖民地，又封锁中国，起一箭双雕的效果。”

有鉴于此，杜聿明提出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的目的，应集结主力在缅甸边境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后来编成的《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浩书》，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由杜聿明草拟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当时正在缅甸的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中将看了这份报告书，颇为惊讶，问杜聿明说：“像你这样富有理智而又刚强果断的将领，中国有多少？”杜聿明自豪地回答：“俯拾皆是。”波普汉听后，致以“胜利属于你们”的祝福。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祥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赴缅作战，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兼第五军军长，统率第五、六、六十六等三个军由滇入缅。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的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

杜聿明根据所获日军文件，了解到当面敌情及作战意图后，认为处于当面的日军，最多不超过两个师团，决心集中兵力，利用同古有利地形将其击破，进而协同英缅军收复仰光。他的方案，得到了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沃伦·史迪威的同意。但3月18日，英军已全部后撤，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则跟踪追击至皮尤河南岸十二公里处。19日，远征军第五军第二百师骑兵团于皮尤河南岸伏击日军先头部队，歼敌第一一二联队一个小队，首战告捷。史迪威称赞杜聿明“计谋周详，斗志旺盛”。

3月20日，同古战役开始。一连数日，日军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的日军以其三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二百师第六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日军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二十二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百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二十二师对当面日军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二百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复争夺，激战至30日。

这时，远征军东路第六军、西路英缅军均陷入与日军的激战中，不能如期按原协定进入前线，而日军从仰光派出的后续部队将很快加入攻击，对第二百师实行强行包抄。第二百师已连续战斗十二天，补给中断，缺少粮食、弹药，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因此，杜聿明决心令第二百师突围撤退，以图集结兵力，等候时机再与日军决战。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师突围的时候，史迪威坚决反对，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日军攻击，并派参谋窦尔登监督实施这一方针。杜聿明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不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开始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经过缜密部署，他令郑庭笈指挥第二百师城内部队向日军佯攻，主力迅速撤退，于30日退出同古，安全渡过色当河。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事后深有感触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第二百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同古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著名的斯瓦阻击战。30日晚，他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灵活的战术，使日军捉摸不透。从3月31日至4月16日，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多达十二次，迟滞其步伐超过半个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在人员装备上付出极大消耗的代价。中国军队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斯瓦阻击战成为抗战史上一个罕见的战例。

此时，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于4月25日连下四道急令，要求杜聿明放弃棠吉，改向曼德勒（瓦城）集结，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准备曼德勒会战。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日军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被史迪威等人采纳。杜聿明被迫放弃棠吉。此时英军已全部撤至伊洛瓦底江以西，向印度急退。28日，位于曼德勒东北的腊戍失守，曼德勒已成孤城，形势危殆。30日，罗卓英急令放弃曼德勒会战，同时令中路远征军撤往伊洛瓦底江以西和八莫、密支那地区。此时，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已侵占八莫、密支那，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从此开始，中国远征军便于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后，使自身陷于极为悲惨的大溃退之中。

此间，史迪威、罗卓英等于5月5日撤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然而蒋介石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聿明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第五军新二十二师和军直属队由杜聿明亲率亦自缅北大森林和山地向国内撤退，后因雨季来临，道路被阻，又改撤印度。7月底，远征军各部先后到达印度或滇西。经此仓促和极为艰险的撤退，加之雨淋、虫咬、饥饿和疾病，部队伤亡极大，原十万之师，归来只剩四万余人，撤退时的伤亡人数比作战时伤亡人数高出一倍。杜聿明本人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戴安澜则在同日军激战中负重伤，不治去世。戴安澜伤重殉国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极为愤怒，认为杜聿明指挥处置不当：“如当时能遵令由河膀向景东转进，则决无此事。痛哉！”

龙云事件

主词条：五华山事件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8月初，杜奉命由印度返国。他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但蒋介石不仅没有给杜聿明处分，反而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擢升他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1945年3月后专任昆明防守司令）。

杜聿明就任新职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蒋介石和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矛盾非常尖锐，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蒋介石处心积虑要翦除龙云。杜聿明深知如果不搞好与号称“云南王”的龙云和同盟军美军两方面的关系，不仅自己在昆明待不下去，更重要的是不能完成“捍卫西南战略要点”的重任，甚至会身败名裂。他冥思苦想，寻求妥善对策，几乎废寝忘食，最后决定对龙云采取表面应付、内加警惕的方针。此后，杜聿明和龙云周旋，恪守部下对长官的应有态度，执礼谦恭。如有关行营和地方政府的事项，在处理前他都向龙云请示，经龙云同意后再执行，决不专擅。数年间，杜聿明渐渐取得了龙云的信任，表面上看来二人感情融洽，几乎无话不谈。对于龙云左右重要负责人员，杜聿明广为接纳，常和他们打牌喝酒，参加一些娱乐集会，互相称兄道弟，以示无所猜疑。他对美军也小心照顾，尽可能的满足美军的要求；如不能办的，则婉言解释，免除误会。美军经常举行各种娱乐和晚会，杜聿明如接到邀请，大都准时到场。他的这种做法，虽然引起了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非议，甚至有人向重庆控告。然而，蒋介石却对杜聿明抚慰再三，并开了一张巨额支票送给他，令其安心履行原任务。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2月20日，杜聿明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一见面就问：“你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聿明答：“谁也没有看见。”蒋介石连声称好，接着说：“目前准备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总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军事政治，保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恐其不服从中央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在我明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随后，他问杜聿明有何意见。杜聿明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很高兴，要杜聿明即刻回昆明作准备。此时，驻于昆明的中国战区总司令何应钦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且能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二人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是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介石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他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备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对于昆明通往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他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一地和一个营的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杜聿明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

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令卢汉率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受降，调走了滇军的主力。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聿明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同时，蒋介石还要求“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杜聿明考虑自己虽在政治上和龙云不能并立，但在私人感情方面相处很好，对于龙云加以危害的事绝不能做，而且，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他连夜复信给蒋介石，大意是：龙云灵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发学潮，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介石一听可能闹学潮，只得同意不使用大炮、飞机轰击。

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将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以上各项命令及措施下达后，已至午夜。各将领纷纷报告时间来不及，杜聿明提醒说：“一切详细部署具体办法，就是你们在沙盘上演习过的，你们参照去执行，不会来不及的。”各部队长恍然大悟，遂分头执行。30日凌晨5时，杜聿明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意外，龙云等人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战斗就结束，仅剩下一座五华山。龙云拂晓听到东门枪声时，即从住宅后门奔上五华山，随即发出“勘乱”的电报。这时，他还不知道其部下早已兵败。由于龙云的通讯机构皆被监视或破坏，“勘乱文电”未得发出。云南省的保安部队有近十万人，龙云自恃这支力量可以与中央军较量一番，决心在五华山固守待援，负隅顽抗。杜聿明几次派人上山与龙见面商谈，拟定了几条宽大方案，开放了市区的一部分电话，便于龙云同地方上取得联系。龙云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服从。10月3日，宋子文飞抵昆明，上五华山与龙云长谈，龙云愿随宋子文于4日去重庆。起飞前，杜聿明和龙云的亲属都到机场送行，杜聿明道歉说：“对不起院长。”龙云说：“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

龙云离开昆明后，杜聿明就照蒋介石的指示着手改编龙云的旧部，将他们编为一个师、一个宪兵团。他还下令，昆明市过去所有文武官员的私有武器，要限期办理登记，不得私藏军火。

10月14日，杜聿明忽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聿明15日飞抵重庆，受到蒋介石忽然的优待礼遇。在询问完解决龙云的经过后，蒋介石吞吞吐吐地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聿明了解蒋介石的心理，当即表示：“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于是在16日，蒋介石以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为由，将其撤职查办，改由关麟征接替其任职。

兵败东北

主词条：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东北夏季攻势、辽沈战役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在被撤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蒋介石就发表了任命其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辖八个正规军。杜聿明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他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聿明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聿明便向蒋介石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11月5日，杜聿明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国军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为了迅速扩充实力，杜聿明还大力收编东北伪军和地主武装，下令凡是能为国民党保住一乡、一区、一县、一市者，即委为乡长或区、县、市长。

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石觉部）、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向榆锦进攻。14日，他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然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杜聿明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聿明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

是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民国三十六年（1946年）1月10日，杜聿明又按照蒋介石的密电，赶在停战令下达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

杜聿明自发动夺取东北的战役以来，多次奔赴前线指挥，日夜不息，疲劳过度，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旁的中和医院治病。临行前推荐郑洞国代理军务。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4月16日便返回沈阳。

杜聿明回到沈阳后，得知在他卧病中，熊式辉、郑洞国曾指挥由美舰从上海、广州及越南等地陆续调来的五个军向解放区进攻，虽然进占了抚顺、鞍山、铁岭、法库等地，但受到东北民主联军阻击，损失重大，士气低落，形成僵局。因此，如何消灭解放军主力，打开僵局，成为杜聿明苦心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决心一方面就现有态势，让郑洞国继续向四平进犯，一方面搜集东北民主联军的情报，寻找主力交战。

杜聿明认为：从地形上看，本溪为沈阳门户，如将东北民主联军压迫于山海关以南，就可扼要据守，抽出一个军到四平方面，以优势兵力向四平进攻。于是他命第五百军、新编第六军对本溪准备攻势。4月28日，在空军掩护下，两个军分两路向本溪攻击。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转而全力策划进攻四平街。他先调第一九五师及第八十八师至铁岭，掩护中长路的安全，又令新六军迅速集中辽阳附近，用火车输送至开原，以击破四平街，一举收取长春、永吉为目的，部署两翼攻击，企图压迫东北民主联军于辽河套内中歼灭。5月14日，国民党军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开始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杜聿明部于5月19日进入四平。

随即，杜聿明向蒋介石派来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说明了要一举进占长春、永吉的决心和处置，并分析了双方态势，列举四点理由：“（一）进攻四平目的，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如不继续前进，则前功尽齐；（二）国军整训，共军也整训，而共军扩充非常迅速，必然坐大；（三）进攻命令已经下达，中途变更会引起混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四）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电力可以利用，在地形上可依松花江天堑与共军隔江对峙。”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到长春绝不停止。白崇禧一再问：“有无把握？”杜聿明肯定地说：“绝对有把握。”使得蒋介石、白崇禧均同意其收复长、永后再和中共方面谈判，下停战令的计划。为此，杜聿明在以扇形追击打破东北民主联军的离心退却，保持追击重点于长、永方面，作了部署。

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至31日止，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杜聿明到东北仅仅半年，就先后攻占了辽西全部及沈阳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口等重点城市，北沿松花江与东北民主联军相对峙。不久，停战期限届满，国共谈判破裂，杜聿明制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企图一举把解放军主力挤出南满，然后再回师北攻解放军。他于8月间派郑洞国负责指挥对热河省的全面进攻。10月，又派第五十军进攻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第五十军第二十五师在叆阳边门被全歼。杜聿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这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个别将领无能，仍坚持既定扫荡方针，向临江进攻，部队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至此，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走下坡路。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中旬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采用“南打北拉”之策：南则进行“四保临江”战役，歼国民党军一万九千余人，打破杜聿明“南攻”计划；同时以解放军主力，发动“三下江南”战役，于松花江以南长春以北地区，歼国民党军一万五千余人，杜聿明的“北守”计划亦复落空，反处于解放军南北夹击之中。5月15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于18日攻占怀德，24日占领四平街外围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攻入昌图，到6月15日开始总攻四平。杜聿明与郑洞国等高级幕僚研究了全盘情况，认为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心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发起进攻，以稳固沈阳门户，然后集结可能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围。根据这一决定，由郑洞国指挥对本溪的攻击，20日攻下。杜聿明又根据电台侦察中长路以东电台甚多为判断：解放军主力可能在中长路以东的山区，并可能在移动之中。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指挥右翼兵团向四平街左翼包围攻击前进，击破东北民主联军后大胆分头猛进，力求包围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兵团由现地发起进攻，击破当面的东北民主联军，即迅速追击而歼灭之；左翼兵团协助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的东北民主联军后，即向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命令下达后，杜聿明部各部队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大举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直到6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

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攻击下，杜聿明迭遭惨败。至7月初，东北国民党军已被压入吉林、长春、四平、沈阳、锦州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其间铁路交通亦被先后切断，东北国民党军实际上已被分割围困于一些大中城市地区。杜聿明日夜谋划，一筹莫展，以至忧郁成疾，不能亲自理事，于7月8日离开东北，到上海治病。由郑洞国继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蒋军由战略防御转为分区防御，在全国设立二十个“绥靖”区。分区防御的重点，是集重兵于各战略要点和其交通线上，亦称 “总体战”。当此之际，杜聿明于上海向蒋介石献上二计：一是集中强大“机动兵团”，吸引解放军主力于某一地区，进行胶着战，待机进而决战，以歼灭之；二是以“机动大兵团”乘解放军主力未发之时，歼其一部，继歼解放军主力。8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正式采纳杜聿明的献策，决定裁并“绥靖”区，进行重点防御，扩编新的“机动兵团”，加强战略城市防御，企图以此扭转战局。

同年6月，经过近一年的医治和疗养，杜聿明身体康复，被蒋介石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聿明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途中，杜聿明获悉济南于9月24日被解放军攻克，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被俘，遂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掉头转向徐州、商丘等地。同年9月21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赶紧将杜聿明调回沈阳。

10月15日，杜聿明从徐州飞抵沈阳。次日，锦州解放，他只能乘飞机飞锦西，再乘汽车到葫芦岛，转飞北平。19日，蒋介石电召杜聿明等人去北平参加军事会议，研究收复锦州事宜。会前，杜聿明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商定，认为此时强攻锦州，将会招致全军覆灭；蒋介石则坚持收复锦州的意见。当晚，蒋介石派参军罗泽闿找杜聿明，要其接任卫立煌总司令之职，他拒绝说：“我有病，不能去。”第二天早上，杜聿明谒见蒋介石时，反问道：“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分把握？”蒋介石说有六成。杜聿明引用《孙子兵法》的内容，对蒋介石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他又问蒋介石有多少兵力。蒋介石说少于解放军。于是杜聿明又引《孙子兵法》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围，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然而，蒋介石根本听不进杜聿明的意见，随即命令他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廖耀湘兵团以营口为后方，全力进攻锦州，并说：“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21日，杜聿明回到葫芦岛，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传达蒋介石必须攻克锦州的命令要旨后，见诸将面有难色，便询问诸如“当面的敌人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等问题。为了给各将领打气，他强打精神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笨仗。你们过去攻塔山不是打巧仗而是打笨仗，不是打活仗而是打硬碰死拼的仗，所以死亡大而任务完成不了。现在我们任务仍然是打塔山，但是我们不去打塔山本身，而要选择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迅速扩张战果，包围敌人的后方，一举歼灭。这样可以牺牲少而战果大。这就是打巧仗，而不是同政人死拼。”他还说：“打活仗的战法是要稳扎稳打，即要大家先将现有阵地巩固，站稳脚跟，再找敌人的弱点去打，等到把敌人打垮以后再全力出击，包围迂回敌人。只要抓住对方弱点，打得猛，追得快，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同时警戒搜索的兵力要用得少而派得远，主力兵力要集中，就可达到一举击破。”

10月23日，廖耀湘第十九兵团向黑山发起猛攻，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至26日被全歼。27日凌晨，蒋介石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讨对策。蒋介石问杜聿明：“你看怎么办好？”杜聿明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出来还是个问题。”当晚，杜聿明奉命来到沈阳卫立煌家，研究了如何巩固沈阳防务及撤退营口的方案。11月2日，沈阳解放。这时，杜聿明在葫芦岛日夜坐立不安，担心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一直等到蒋介石命令从海上撤退时，即开始部署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撤往上海的工作。8日上午，杜聿明在锦西机场乘飞机逃往北平。

淮海被俘

主词条：淮海战役

正当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撤退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16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在这之前，蒋介石指示国防部拟就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并委任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当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征求杜聿明的意见时，杜聿明表示同意“徐蚌会战计划”，并写信请蒋介石饬令会战部署由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解放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可是，当杜聿明于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飞抵南京时，获悉蒋介石未实行“徐蚌会战计划”，已采纳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不禁心烦意乱，十分恐慌。第二天夜晚，他即奉蒋介石命令飞抵徐州，指挥解除第七兵团黄百韬之围。

此时，刘峙和参谋长李树正被各方面的情况所眩惑，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作不出全面判断，束手无策。杜聿明认为解放军的作战部署总有主从之分，绝不会处处都是主力，于是根据过去的经验，作如下判断：

杜聿明还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可能南下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于是提出两个方案：

刘峙、李树正坚决反对第一案，认为第二案符合蒋介石的意图，但要召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商定后，方可行动。

11日中午，刘峙得到中原野战军确已南下，当面只有两个纵队的情报，才决心将第二兵围东调，协同李弥第十三兵团解黄百韬之围。杜聿明即令邱清泉兵团主力星夜向徐州东南的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向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集结。他力主寻求解放军的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向其主力攻击。后苦于情况不明、刘峙的坚决反对，以及顾虑徐州机场安全，不得不放弃原来设想，实行正面攻坚。12日，杜聿明将主力展开于创集、苑山、不老河之间地区。13日开始攻击前进，战斗一直打到16日，非常激烈。17日，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刘峙、杜聿明都误以为解放军崩溃，下令进行全线追击，结果受到解放军在第二线阵地的顽强阻击。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全部被歼。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刘峙有放弃徐州西逃之意。杜聿明认为刘峙太过泄气，想的只是下策，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增加五个军到蚌埠，李延年兵团、黄维兵团和徐州部队南北夹击，打通京浦路，这才是上策；中策是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但他的决策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采纳。11月28日，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

12月3日，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信中说：“据空军报告，滩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看后，感到蒋介石的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又担心如果不解救黄维之围，蒋介石必将整个战役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心情时说：“既然蒋介石一意孤行，因少失多，我的好意，他阳奉阴违。后来我也想通了，反正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吧。我只有命一条，最后为蒋介石‘效忠’吧。”果然，当杜聿明率部按命令到达规定位置后，便发现解放军追击部队已形成包围态势。4日，杜聿明采用遂次攻击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兵团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顽抗。6日，解放军向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邱清泉、孙元良见态势险恶，主张突围。杜聿明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指蒋介石）！”他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不久后，杜聿明又改变主意，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不断发电报给蒋介石，催促其速调大军与解放军决战。

自12月10日起，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1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最初名为《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但杜聿明未曾看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也给杜聿明写了一封信。杜聿明拿这封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见邱清泉将信撕掉烧了，立即告辞而去。19日夜，杜聿明又致信蒋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请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上策是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解放军决战；中策是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意即和谈）；下策是突围。

同年底，蒋介石曾发电报给杜聿明说：“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治。”杜聿明感到，抛下数十万将士只身逃走，决不忍心，即复电道：“生虽有残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请钧座决定上策（指上中下三策的建议），生一息尚好，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3日，他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杜聿明见蒋介石还是选了下策，认为这下子没有希望了。6日，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杜聿明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聿明又急电请蒋介石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聿明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聿明必须在当晚突围。他被迫给蒋介石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之后，他仅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于10日凌晨被解放军战士所俘。期间因知道自己早被共产党列为“战犯”，杜聿明一心寻机自毙，一天乘入厕小解，抱一巨石猛击头部流血昏厥，以后又以自己患病不求医治，想慢性自杀。经过解放军方面耐心的劝解，杜聿明打消了怀疑和顾虑，放下了思想包袱，保证不再自尽。

改造与新生

杜聿明被俘后，先关押山东战犯管理所，再转北京战犯管理所（即功德林监狱）。在押期间，杜聿明受到优待，每天有一磅鲜牛奶。原来他健康状况不佳，患有多种疾病。多年来，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其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杜聿明的脊椎炎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使他的脊椎炎也获得痊愈。

1953年抗美援朝的胜利，对杜聿明有巨大的影响。开始，他对共产党能否打败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抗美援朝的胜利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也震荡着他的心灵。杜聿明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1957年，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杜聿明长女杜致礼的丈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知后，派人与杜聿明联系。杜聿明写信给杨振宁祝贺（关于杜聿明与大女儿、大女婿的故事，参见“人际关系”目录）。他曾请狱中领导经常为他购买《人民画报》《民族画报》，按期邮寄给夫人、儿女作为新中国新知识和新情感的传播者以行动召唤其远隔重洋的家族亲人。在狱中有此表现的，他是第一人。同年秋，人民政府组织战犯到祖国各地参观访问，杜聿明随行参观了北京城郊、市区、官厅水库以及天津、沈阳、鞍山、长春等地，看到新中国各方面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受鼓舞。特别是在参观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时，他在装配车间看到从流水作业线上每八分钟开出一辆汽车时，心情非常激动。到了停车场，他还要求开了一下这种崭新的卡车。

从外地参观回来后，杜聿明被特许观看了1958年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盛况。他感慨地说：“新中国新在那里，我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新中国是真正的国家；第二，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第三，新中国开始有计划的建设。”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他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概。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13日，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十名特赦战犯。杜聿明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恩来回答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说罢爽朗地大笑起来。杜聿明又向陈毅检讨说：“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陈毅摆摆手，笑着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为了使特赦人员体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没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周恩来决定让留京的杜聿明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等人先到京郊中朝友好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插队”劳动。1961年3月，在插队“结业”后，杜聿明与首批被特赦战犯溥仪等七人被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1963年7月，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回国的曹秀清同在北京团聚的战犯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

1964年11月，杜聿明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属“特别邀请人士”）。他写信给周恩来，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1978年，杜聿明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和同时召开的第五届政协会议，先后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上海市选区的代表候选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这年，政协恢复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由杜聿明的同学、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阎揆要担任军事组组长，杜聿明等人为副组长。他深感以衰病之身，力疾从公，除处理日常繁多的稿件外，继续着手撰写回忆录，并坚持写文章，录音广播，致力于祖国统一。1978年11月4日，杜聿明在一篇题为《回顾淮海战役，寄语台湾旧友》的文章中说：“我被俘后，认为人民已宣布我为头等战犯，此生已完，一切言行总是同共产党采取对抗。但共产党和人民并未对我有任何侮辱，反而优礼相待。供给各种书报，让我自己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使我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与世长辞

杜聿明早年患有肾结核病，曾进行手术割去左肾，晚年迭次发生感染，身患肺结核、胃溃疡及脊椎结核等病症。1978没至1980年，曾数次发病，经治疗和住院休养，病情虽有好转，但终以身体孱弱，行动困难。由于肾功能极度衰竭，进入1981年春，杜聿明进入协和医院治疗调护。期间杜致礼携药回国，一度使杜聿明病情好转。但到4月末，他的病情急剧恶化，陷入昏迷。5月7日上午7时27分，杜聿明因病与世长辞，终年77岁。在遗嘱中，他仍不忘统一大业，嘱其妻子率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作出贡献，“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5月21日下午4时，杜聿明追悼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邓小平、邓颖超、方毅、季方、胡子昂、胡愈之、王昆仑、何长工、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等人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叶剑英、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史良、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康克清、王首道、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庄希泉、肖克、程子华、杨秀峰、沙千里等领导同志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统战部、人大常委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军事组全体成员送了花圈。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在京的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委员，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群众代表及杜聿明生前友好，共五百多人。

此前，杜致礼由美国飞回守候临终，杨振宁也于21日到京。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杜聿明在台的儿女杜致义、杜致勇、杜致严、杜致廉未能来京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肖克致悼词。悼词对杜聿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

主要影响

抗日功勋

抗日战争期间，杜聿明参与了多次战役，立下功绩：

促进统一

杜聿明晚年对于结束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分裂局面，和平统一祖国经常萦回心中，念念不忘。自1960年起，他坚持写文章，录音广播，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劝告在台湾军政界的朋友，为完成统一大业作贡献。1978年11月4日，为纪念淮海战役三十周年，杜聿明写了一篇题为《回顾淮海战役，寄语台湾旧友》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发表。1980年，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二周年之际，杜聿明又发表了《纪念“二·二八”寄语台友》一文，以特殊的身份，以真挚的爱国热情，为促成海峡两岸人民早日团聚作出了不懈努力。临终时还深情地呼吁台湾的老同学、老同僚、老朋友及台湾当局，要顺乎民意和历史潮流，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争做中华民族统一的俊杰，切不要做分裂国家与民族的千古罪人。

历史评价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曾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中国美军指挥官的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对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分析国民政府局势时认为，“军事形势的恶化，并不完全由于弹药和供应品的短缺，还在于中国指挥官们能力太差”，“例如杜聿明将军是中国东北部队的总指挥，可是他完全不能胜任，孙立人将军虽然有些偏执，实际最适合于这个职务”。

与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交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粟裕在晚年谈到此役时认为：“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全面抗战期间的副总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在晚年的采访中说：“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练兵作战均有成绩”，“战斗教育、战斗训练，以第五军杜聿明和五十二军关麟征部为优。”。

曾指挥杜聿明等部在广西抗战的张发奎在回忆录中说：“杜聿明是个小有才干的军人，但心高气傲。”

在杜聿明追悼会上，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克致悼词说：“（杜聿明）曾参加北伐和抗日战争。历任国民党高级军职。淮海战役以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杜聿明同志开始了他的新生，逐步走上了爱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二十多年来杜聿明同志力求进步，热爱祖国，做了许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工作。杜聿明同志是一位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者。……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将怀念他！”

杨伯涛等在合力编写的《杜聿明将军》中评价道：“杜聿明将军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一九二四年六月，他考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是第一期学员。参加过东征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长城抗战、昆仑关战役到远征赴缅抗日，他都屡立战功，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贡献。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杜聿明将军也曾一度与人民为敌。在淮海战役以后，他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走上了新生的道路。他通过长期的观察、思考与实践，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者。……无论是在文史资料研完工作中，还是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中，他都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直到他病危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曾专门采访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新闻记者赵浩生称杜聿明是“黄埔虎将”。赵浩生在著作中回忆道：“记得在他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前，重庆的东北父老曾在胜利大厦给他饯行，这个盛大的场面30多年后想来，依然历历在目。当时的杜将军精壮短小，戎装配剑，项间的闪闪将星映着他黝黑的面孔，完全像小说中所描写的军神，连他所柱的手杖，也成了功勋权威的标记。……（到1976年再见面时）这位在我记忆中的‘军神’变得坦诚和蔼，人味代替了神味。”

人物荣誉

杜聿明在民国时期，曾获得三等云麾勋章、四等宝鼎勋章（1940年）、忠勤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以及陆海空军褒状等荣誉。

轶事典故

被指不义

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堂哥和老师。杜斌丞早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致力于推行西北大联合，不仅与杨虎城等西北地方实力派过从甚密，而且与延安中共组织也有密切联系。虽然与杜聿明政治立场不同，但二人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身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员的杜斌丞到昆明开展民主活动，就住在杜聿明家里。据楚图南回忆，杜斌丞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同杜聿明的亲戚关系”，将杜聿明“争取到进步方面来”。杜聿明对老师招待殷勤，并配备了一辆小轿车，供他自由使用；还在司令部专门宴请了杜斌丞的朋友李公朴、闻一多、孙起孟、周新民、楚图南、李文宜、冯素陶、罗隆基等人。宴会招待虽然殷勤，但杜聿明在宴会上始终不谈一句关于政治问题的话。后来，杜斌丞公开发声，要求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一党专政的阴谋，要求当局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实施民主宪政，这触怒了蒋介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20日，国民党以“贩卖毒品”的罪名，将杜斌丞逮捕。杜斌丞被捕后，多方积极进行营救。杜聿明晚年回忆说：“他（杜斌丞）的二儿子杜鸿模还来东北找过我，但我那时也不好讲话了。现在回忆起来，主要是由于自己那时是站在蒋介石一边，怕牵连自己，因此，就没有积极去想办法营救。”同年10月7日，蒋介石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杜斌丞公开枪决了。在这次事件中，杜聿明不能为杜斌丞仗义执言，被时人认为“不义”，颇受指责。1949年3月，宋云彬等民主人士由香港海路到北京，路经潍县，见到了被关押的战犯杜聿明。宋云彬质问道：“君与杜斌丞同族，杜被捕后何不出全力营救？”杜聿明答称：“当时曾发一电向蒋解释。”宋云彬又问：“以汝当时之地位，苟能全力营救，杜先生必可免一死，而汝竟只发一电，显系搪塞无诚意，即此一端，可见汝之毫无心肝矣。”杜聿明听后俯首不答。

元帅相见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知名，互相倾慕。席间，蒙哥马利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像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当时，蒙哥马利还问杜聿明：“中国在对日作战时，你的军队装备训练都不如日本军队，却在广西昆仑关打了大胜仗，而为什么后来你的军队装备训练都远远超过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反而败得一塌糊涂，连你自己也被俘了？”杜聿明回答：“这正是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周恩来和在座的国家领导人都认为他的回答非常得体。

受到保护

1964年11月，杜聿明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正当他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天，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到了杜聿明家中，把杜聿明家的《文史资料选辑》、照相机、缝纫机都搬走了，最后又要把杜聿明大儿子的骨灰盒当作四旧拿走丢掉。曹秀清急了，冲上去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骨灰盒总算没被拿走。

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指示政协领导，一定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除了照发被扣的工资，还要保证文史专员及家属的安全。一天早晨，杜聿明走出家门时，突然发现墙外不知是哪个单位的红卫兵贴了一张布告：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此后再也没有红卫兵来折腾了，几年后杜聿明才知道，这是周恩来指示对杜聿明及家人采取的保护措施，杜聿明一家一直深深感激周恩来对自己及自己的家人的关心与爱护。

人际关系

家世背景

杜聿明父亲杜良奎，字斗垣，清末举人，先后执教于西安大学堂和榆林中学，热心革命。参加了同盟会后，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杜聿明的母亲高兰庭，出身贫寒家庭。杜良奎与高兰庭婚后生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长子为杜聿明，次子杜聿德（原皖北工农红军副总指挥）。杜聿明的堂哥是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表哥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

家庭生活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杜聿明与比其大两岁的曹秀清结婚。曹秀清也是陕西省米脂县人，父亲曹万滋是该县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曹秀清自幼聪明俊秀，父亲对其关爱有加，让其幼年时就识字看书，学习诗文绘画。二人结婚后，琴瑟合鸣。在杜聿明的支持下，曹秀清在米脂女子学校上了两年学后，又到榆林女子师范学习。未待毕业，便跑到天津，辗转经上海到南京，与久别数年的丈夫团聚。从此，成为一名家庭妇女，随杜聿明栉风沐雨，南征北战，料理家务，教育儿女。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清党”被清了出来。当杜聿明在淮海战役被俘的消息传出后，曹秀清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夫妇。蒋介石未接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曹秀清不满，便到总统府吵闹，说：“我的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南京解放前夕，曹秀清独携四个子女飞到了台湾。曹秀清和杜聿明共有三男三女，长女杜致礼，二女杜致义，三女杜致廉（2019年曾回国参加纪念昆仑关大捷80周年活动），长子杜致仁，次子杜致勇，三子杜致严。

杜致礼在美国与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结婚。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立即派人与杜聿明联系。此时，杜聿明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他在一张十六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

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1958年，杜聿明又与由台赴美的曹秀清取得了联系。经过长期的通信，曹秀清逐渐打消顾虑，于1963年6月由美国飞赴北京。

1971年和1972年，杨振宁两次回国讲学。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两次接见和设宴款待杜聿明、杨振宁及其亲属。周恩来与杜家两代人从科学研究谈到社会问题，从国际形势谈到家庭生活。彼此间像老朋友一般谈笑风生，毫无拘束。当他听到杨振宁称曹秀清为“妈妈”，称杜聿明为“杜先生”时，立即纠正说：“应称岳父大人。”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1973年暑假，杨振宁和杜致礼第三次回国探亲讲学，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杨振宁还转达了毛泽东对杜聿明的问候：“代问你岳父好。”继之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杨振宁夫妇。杜聿明回忆说：“宴会气氛非常亲切，周总理对待我们，像一家人般欢聚一堂。”

主要作品

从1960年起，杜聿明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后，他先后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等文章。晚年的杜聿明曾发表《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

后世纪念

墓葬

杜聿明逝世后，其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米脂故居

杜聿明米脂故居位于陕西省米脂县桥河岔乡吕家硷村，故居由正窑、南北枕头窑及院墙、大门组成。坐西面东，平面造型呈长方形，南北长19米，东西宽17米，总占地面积323平方米。正窑为5孔石砌拱形窑洞，耍头抱厦石板檐，石片垒砌女儿墙。石板铺面，外墙壁均为黄泥抹面。南、北各有一枕头窑，面东，凸出正窑，内侧山墙辟有门洞。该故居建于清末，1904年杜聿明出生于此，土改时归村集体所有。80年代转让于村民吕立世，90年代街畔坍塌，新建平房，补修门窗及大门。2006年7月，公布为第四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6月10日，公布为第二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故居对研究杜聿明生平事迹以及近代革命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故居

杜聿明故居位于美术馆东街路西，南依五四大街。此宅院约建于清代后期，原为慈禧太后侄女的私宅。民国初年卖给一德国商人，抗战后被买办吴信才购得，不久作为敌产没收，后为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之宅。

该院坐北朝南，共有四进。现存建筑为，大门一间，倒座房九间，均为硬山顶合瓦清水脊屋面。一进院落宽敞，仅有多株树木。北面过厅九间，前后廊，带雀替，硬山顶合瓦清水脊屋面，过厅门前一对上马石。过厅北面二进院，为一小庭院，仅有东西配房两座，甬路可通三进院。三进院门为二柱牌楼式垂花门，柱下一对滚墩石，门旁一对石狮。门内另有一对滚墩石，似另处移来。院内正房三间，前后出廊，前有月台及垂带踏步，两侧耳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带耳房各二间；抄手游廊连接院内各房，屋面均为硬山顶合瓦清水脊。正房明间有硬木雕梅竹纹饰落地罩。第四进院落有后罩房五间，前带廊，左右耳房各二间，均为硬山合瓦清水脊屋面，院内游廊环绕。该宅院西侧有一穿南北的廊子连接前后几进院落。廊子西侧跨院现存一北房五间，前后廊，为勾连搭过垄脊硬山房，东带勾连搭耳房一间。

该院格局较高，是京城中型四合院中的典型。院内建筑保护较好，其中砖、木、石雕颇具特色。2001年3月8日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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